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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北平和平解放真相

http://www.CRNTT.com   2012-07-21 10:36:42

绥远问题：傅作义想寓兵于农，等中共困难时东山再起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经营多年的绥远该如何处理，成为重要问题。而傅作义虽然在北平和谈与中共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但在绥远，他同样不放弃任何可利用的时机。 　　（一）中共在绥远兵力不足，毛泽东提出“绥远模式” 　　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傅作义转向中共，如何处理绥远问题便提上日程。鉴于傅作义已争取过来，毛泽东认为在绥远问题上就不用着急，可以慢慢解决。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会谈，他问毛绥远问题怎么办时，毛说：“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又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又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董其武《绥远九一九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毛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做过详细阐述。他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绥远九一九起义》） 　　其实，之所以采取“绥远方式”，很大程度上跟中共要争取傅作义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共在绥远方面的军事力量不足。据1949年1月23日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称：“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另据董其武记载，当时绥远各类国民政府驻军将近10万。） 　　（二）傅作义想保存绥远兵力，赞成“暂维现状” 　　恰在毛泽东提出维持现状之际，1949年1月25日，邓宝珊转告林彪等：“傅作义的意见，绥远部队不采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采取执行中共的政策（换旗）。”（《罗荣桓年谱》，第690页）双方对此问题出于不同的目的采取了相同的措施。 　　2月下旬傅作义、邓宝珊前往西柏坡会见毛，中共提出“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中共中央关于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情况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井泉等电》，1949年2月25日，《平津战役》，第273页）后来两市均暂时划入傅作义部管辖。 　　3月23日，双方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所有董其武所属军、政各部门也思想改造过程，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56、257页） 　　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起来，这是傅作义将北京和谈中的故伎重演，不过双方于6月正式签署的《绥远和平协议》中并无此条，因此可见傅作义拿联合政府做文章的想法再次被中共拒绝。 　　（三）1949年8月，傅作义在绥远仍与国民政府官员会谈 　　8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想策动董其武部西撤。但董其武是傅作义心腹，对傅言听计从。因此，董其武示意徐永昌，绥军是否西撤，须由傅作义决定。 　　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返回绥远，两人此行目的是完成绥远易帜起义。9月17日，徐永昌一行飞抵包头与傅作义会谈。徐记载：“午饭饭后与宜生畅谈……谈话间宜生突发议论，以为凡做首领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领。并及共产党首领尤其没有好人，他们最专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过去若干倾心于共党者渐有觉悟。”晚饭后二人再谈，傅作义开始询问实质性问题：“颇询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为何”，傅想从徐永昌那里探知广州的气数是否将尽。紧接着傅作义建言：“若能努力轰炸解放区各大城市的电力厂，则一切大小工业停顿，必能使全体工人发生反共作用。强似无目的滥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7日） 　　9月18日的谈话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问题，徐答：“很有希望。”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覆，实际上说明了美援并无多大希望。于是傅将话题扯开，说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徐答：“有无阴谋亦即在此。”此后，傅再也不提广州能否守住一类话题，因为他对美援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 　　徐永昌紧接着劝傅作义西撤：“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并指挥西北各军。能开川、陕、甘边界固好，即先开河西，亦令西北各军悉受节制。”傅作义对此冷漠地回答说：“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 　　就在徐傅交谈之间，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18日上午举行。徐当即得知：“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傅宜生二月（按：应为一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赞成共党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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