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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漩涡中的郎朗

http://www.CRNTT.com   2012-10-25 08:10:48

外面的世界 　　外人很难理解这个行当的残酷，即使成就如郎朗这般，地位也并不稳固。国际舞台就像一只高速转盘，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否成为下一个被抛出的弃儿。今天的国际巨星，依然不能脱离被挑选的位置，其惊心动魄之处常常可以一场演出定乾坤。 　　“你和世界一流乐团、指挥合作，人家乐团不满意，有新人出来了，比你弹得好，就把你给顶了。”郎朗身边负责打理中国业务的主管李宁说，“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扬名立万，难度非常大。我们很多音乐家奋斗半天，在国际上也打响过，最后回到中国，国际市场就失去了。” 　　古典音乐是西方人的领地，用郎朗的话说，在西方，“只要走到台上你就是少数民族”。而一个中国闯入者的存在感和人格完全可被忽略，此种感触在他是极强烈的。“因为古典音乐界毕竟还是有一点种族歧视的，尤其是在90年代末。我初到美国时也受到嘲笑，他们说，中国人？弹钢琴？上帝啊，你们能不能学点儿别的？他们觉得中国人顶多开个餐馆完事儿了。” 　　到今天，郎朗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中站稳脚跟。中国现在只是他全球市场的1/5，一年之中他仅有两个月左右在中国，更多时间是在全球各地来回飞奔，每两天飞一个国家，每场演出前排练一到两次就登台，如此频密的安排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自己则显得一肚子憋屈，“谁不是排练一两次就上场的？哪有职业乐团排练5次的？你就要这么快地适应，没有办法啊。” 　　既有责备，也有捧举。郎朗的全球开花，无疑是对中国人在某些领域弱势心态的一种提振。他与已回到中国的姚明、成龙等人一样，之所以被赋予“中国名片”的符号意义，正在于他们这些个体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发挥了作用。崛起进程中的中国，需要这样一些立体形象作为纽带与外部世界更密切地沟通与融合。 　　李宁追随郎朗已有6年，此前是美国一家侨报社的记者，有一年一个颁奖仪式，郎朗因在欧洲巡演未能出席。颁奖那一刻，现场的人纷纷站起来，注视著作为在场华人的李宁，向他鼓掌致意，“好像我就是郎朗，或是他的什么人似的。国内的人可能体会不到，那种民族的喜悦感和自豪感真是无以言表”。 　　2009年，《时代》周刊将郎朗评为当年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之一，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有能量以一种非官方身份，透过艺术拉近世界与中国的距离，因而，“用音乐影响世界”就成了他的定位。官方显然也认同他身上的某些力量，去年选举他为全国青联副主席，这代表着一种政治认可。 　　但这些事情对他的形象塑造来说，并不全然是有利的。在很多场合，扮演着“国家形象”的郎朗会选择弹奏中国传统曲目。2011年元月，中国元首访美，白宫举办专场音乐会，邀请郎朗演出，他即兴弹奏一曲《我的祖国》，此曲诞生于抗美援朝期间，故有关郎朗敢于在白宫反美的声音闹得沸沸扬扬，弄得他紧张起来，呼吁不要将艺术贴上政治标签。 　　但树大招风，在国际上行走，各种政治诉求找上门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他20多岁时这种事就找上来了，但让人利用艺术来搞政治的事情是不能干的。”在朱雅芬看来，郎朗并不糊涂，还是有政治头脑的。 　　在国外，有时被问到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虽心生反感，但郎朗表示自己一直在尝试建构一种解决机制，“很多重要的音乐会，所有的外国精英都到场，音乐会结束后的交流中，我们会讲很多中国的事儿，他们会更了解中国人的想法，搭建文化理解的桥梁，这很重要。” 　　声名累人，这经历让他日益老练，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显得小心翼翼。审订父亲那本自传时，这一点就充分表现出来，逐页翻看，屡屡指出其中措词的不稳妥，在他看来，那些细节问题若被疏忽，可能引起舆论的负面反应或有失政治分寸。 　　“任何一个出名的人，都会面临一些是非。”郎朗觉得，从事艺术的人，必须维护好自己的形象，“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形象，维护好自己的形象，也就是维护了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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