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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我饿，我饿，我还是饿 　　“我父亲的脾气很暴躁，在外边不敢发作，回到家里就逮着老婆孩子撒气。我们兄妹经常挨打，大家都怕他；因为是大家庭居住，母亲凡事都让着同住在一起的叔叔和婶婶，对他们的孩子们关爱有加，对我们也很严厉。”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在1950年代进行的土改运动中，管家被划为“中农”，有自己的田地，靠自己劳动维生，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寄生虫”。 　　因为大爷爷被划为地主，儿子又去了台湾，管贻范全家受牵连，在大队当会计的管贻范终日愁眉不展，事事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压力，只能带回家。 　　“莫言小时候特别皮，上课时老是打瞌睡，还经常和同桌的同学交头接耳，中午午睡的时候跑到院子里玩。”莫言同村的小学同学李善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从记事开始，管谟业对童年和少年的印象只有饥饿。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家里的锅碗瓢盆、菜刀、门把手全被充了公，一家人除了莫言和奶奶，其他人都被安排去土炉炼钢、捡铁矿石。 　　公共食堂很快没有干饭了，只有野菜和发霉地瓜干。1959年春天，食堂也停办了，只能跑到地里挖烂地瓜吃。家里没有锅，莫言就从炼钢炉里的材料堆里，偷了当年日本兵戴在头上的钢盔，回家刷洗乾净，就用它代替锅煮菜饭用。 　　管谟贤回忆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高密风调雨顺，因为炼钢，粮食烂在了地里。” 　　到1960年春天，平安庄开始饿死人。最多的一天，村里死了18个人。 　　“村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 　　莫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曾经吃过茅草根、树皮、棉籽皮、芙子苗、荠荠毛。听说南洼里有种白色的土能吃，莫言和哥哥一起去挖来吃，结果吃了大便拉不下来，只能大量喝水，用手往外抠。 　　那年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是给他们取暖用的，堆在食堂前面。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吃了一块，说煤越嚼越香。全班同学都去拿，上课的时候脸色蜡黄的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管谟业和同学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忍不住也咬了一小口，惊喜地说：“真的很好吃！”他们的大便也是黑色的，还能够被送进火炉里烧。 　　管谟业的母亲偷生产队的马料吃，结果被人抓住了吊起来打。他的大祖母去西村讨饭，在一个麻风病人家里，看到方桌上有半碗剩面条，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 　　后来政府打开粮仓，按照人口发救济粮，每人半斤豆饼。“我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但粮食发得太晚，管谟业的三叔已经饿死了。 　　管谟业隔壁家的孙爷爷太饿了，把刚分给他家两斤豆饼全吃完了，豆饼油腻劲大，他回到家里不停喝水，结果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 　　为了维持生命，父亲让大女儿退学回家，专门负责在地里挖野菜，加上一点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稀饭全家喝。长期没有营养，大人水肿，人的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清晰可见。 　　“那时候捉到一只蚂蚱，在火上烧一烧就是美味；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着放在锅灶里烧熟了，奶奶或母亲就会把莫言和堂姐叫到一起，一人一半，连内脏和骨头都吃掉了。”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到了“文革”时期，没有再出现饿死人现象，管谟业也不用天天喝野菜红薯粥了，政府按照人头发放半年糠菜半年粮，还是吃不饱。管谟业和哥哥到玉米田里，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回家煮熟，撒上盐用大蒜泥拌着吃。 　　顶替父亲去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莫言夜里起来撒尿，也会摸一块，蒙着头偷吃。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比羊肉还要鲜美，但母亲嫌脏，不许孩子们去捉。 　　直到“文革”结束前，管谟业终于可以吃红薯干吃饱了。这时他对食物的要求也渐渐高了。有一年年终结算，生产队分了他家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村子有人卖病死的猪肉，上面都是黄豆一样大的米虫，价格便宜，村里人都围着买。看见父亲舍不得，管谟业一个劲儿哭，最后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肉，回到家里煮熟了每人一碗。 　　“我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难受又幸福。”莫言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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