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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失踪的大师 | |
http://www.CRNTT.com 2013-01-02 09:22:43 |
失去田野的考古掌门人 自1928年在广州创立,史语所二十多年里辗转迁移了9次,最后一次变动最剧,从大陆迁到了台湾。对此傅斯年态度极坚决,史语所“搬家”搬得相当彻底,图书、仪器、科学标本及大部分人员,都追随他到了台湾。但这其实是个例外,“中研院”十几个研究所,结伴同行的只有数学所,而且所长姜立夫不久又回到大陆,其余人也陆续出国,数学所不足“半壁江山”,史语所竟成“孤家寡人”。 当时,学术界与教育界“全都属于逃难的阶级”。史语所那些图书、仪器、标本,安置在一个火车站的破旧库房里。守护这些宝贵资料的人生活与难民不相上下,他们往往有四五口家眷,却只能困居一间小屋,找不到合适居所的人有时还要在人家猪圈上头商量“一席之地”。 尽管“中研院”已大幅“减员”,但此时蒋先生的政府自顾不暇,照顾这类学术机关实在既无兴致又无能力。幸而傅斯年“应征”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彼时台大在日本教授撤出后正缺教书人。他就势把来台的几乎所有学者及教育界人士聘到台大。这样一来,空虚的教席被大批著名学者所充实,后者的衣食之忧也稍获缓解。李济应邀在台大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使训练职业考古家第一次列入中国大学的计划,但这位中国考古学的“掌门人”,已然失去了他的田野。 不幸的是,迁台不久,“带头大哥”傅斯年就因用脑过度突然去世。“中研院”以甲骨学大师董作宾接任所长。此时史语所的同仁对生活的艰苦倒也“随遇而安”,但不得不写一些通俗的文字谋取稻粱,虽有推进社会教育的功能,却令正经研究成了忙里偷闲。后来李济建议董作宾请在美国的胡适帮忙。胡适募得两个基金的赞助,再加上台北政府拨款,“中研院”在新址建筑新房子,才终于安定下来。 1958年,胡适应蒋介石“钦点”回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在4年的任期内他做了不少工作,“把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抬高了”(蒋梦麟语),使台湾的学者在精神上感到满足,也使国际学术界注意到了台湾的工作。4年之后他于任上去世,在葬礼上,李济送了一副挽联,上面写了三句译自英文的话: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 像是和老友倾谈,又像是自言自语。 30年里惟一一次见面 离开台湾11年后,李光谟没想到自己会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去见见你的父母。 1959年秋,李济夫妇应邀赴美做学术访问,预计第二年8月乘船返台。得知这一消息,大陆方面策划了几种在途中与李济“接触”的方案,打算到时“约请参观访问”,找机会把他们留在大陆。 1948年底、1949年初新华社先后发布两批战犯名单,一批军政的,一批文化的,后者包括胡适、朱家骅、陈雪屏等人,李济不在名单上。 当时郑振铎曾在上海和香港多方打听李济动向,后来还多次邀请李光谟面谈如何设法接触李济。1950年,中国科学院设考古研究所,李济的好友梁思永和学生夏鼐任副所长,所长由郑振铎虚领,大陆考古学界曾猜测这是在“做李济的工作”。据说直到1970年代,中国考古学会还空下3个理事位置留给“台湾考古学界”。不过李济也许并不知道这些事。 船到码头,Y先生以夏鼐同学、某旅行社职员的身份接船、拜会李济夫妇,并以旅行社名义请他们登岸。他是来“晓之以理”的。 大陆方面提出了3个方案:留在大陆居住和工作;去北京及各地参观访问,往返自由;去广州与家人以及考古界人士会面,往返自由。3个方案都被拒绝。李济的理由是:他若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牵连的人太多,在台的亲友必然遭受大不幸;即便只参观访问,回去也有极大风险。他对招待表示感谢,并说他的学生尹达和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 其实这次会见之前,夏鼐曾想托Y先生转交一封信给老师,其中引用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极著名的文字:“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这段名句出自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所作《与陈伯之书》,那是封劝降书。夏鼐未封口的信曾经过李光谟之手,读后他颇感“兹事体大”,拿去给尹达看。尹达读完沉默了好一阵,只说了句,“夏作铭好糊涂!”把信留下了。 “动之以情”的任务交给了李光谟。“我是党内所有处分都经过了,除了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因为我没有官方的职务。延长预备期,取消预备期,恢复预备期,留党察看,取消党籍。直到‘文革’结束我这个党籍才算恢复了。那年我还处在被劝退那么一个地位。” 珠海的一个会客室里,别离的两代人见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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