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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益耀：中国崛起成就大 能否复制且存疑

http://www.CRNTT.com   2012-11-30 00:12:51

动态影像扫描 　　第二大方面的问题主要也是有关方法论的。时下谈到“中国模式”时，很多人都仅就既定时段内中国制度体系和政策配套的横切面，界定其特征。比如近年来便有人提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理念（下详）。美国政府和欧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一年以来，至今仍然不肯“赋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牵连到“判断标准”的问题，同时也难免受制于各当事国的利益前提。当然，西方不少团体对中国的“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也多有所诟病，“人权问题”那就更为突出了。中国在这方面对美国政府的指责，也不时发表“白皮书”反驳，比如指出美国白黑两大族裔所面对的双重人权标准问题。这其中所涉及的不只是客观事实举证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当事者的价值取向。因此，各方对中国的毁誉，见仁见智，似乎永远纠缠不清。 　　尽管如此，我认为要对“中国模式”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不但必须采用“科际交叉”法，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艺政策领域各个层面的互动关联性;而且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将它视为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或曰“文明转型现象”；或者更为通俗地说，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这一民族自强道路早已肇始于清末的“百日维新”，经辛亥革命、八年抗日战争，延伸入1949年大陆政权交替后的几次翻天覆地的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性试探。这包括引进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1953年）粮棉统购统销政策（1953）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有化（1955/56）大跃进和农村公社化（1958），以致于文化大革命的闭关自守（或曰自力更生）政策（1966-76）和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大逆转。冷眼看历史，这些都可以说是寻求民族自强的历史突破性政策。期间的跌宕起伏，尤其是1960年代初期大规模农业歉收和经济大崩溃所导致的巨大人命损失和经济崩溃（1962/63年才开始逐渐缓慢地恢复元气），在一定意义上也属难以避免的“学费”；我们不可也不必回避这一悲痛的历史事实。就当下香港计划推行“国民教育”之下各界特别关注的“中国模式”而言（下详），作为一个动态进程，也应该追溯至毛泽东在建国初期（1950年代）所提出的,到西元2001年要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愿景。周恩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1974年）勾画出来的“四个（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蓝图，以及邓小平在1978年底代表“历史转捩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强调的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可说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上面所说的翻天覆地的制度和政策的调整与变迁，实际上也可说是这一长期民族自强政策的体现与动态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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