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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辨析：孙中山最具争议的“革命”行为

http://www.CRNTT.com   2013-02-02 09:18:25

孙中山到底爱国不爱国？ 　　2012年11月23日06:31人民网　杨奎松 　　[导读]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拿我们今天对国家及其主权领土之类的观念，来评判历史。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 相关链接：孙中山到底爱国不爱国？——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焞 　　本文摘自《开卷有疑》，杨奎松着，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孙中山和日本的关系，复杂且微妙。其原因很简单，孙中山奋起革满清政府命的时候，恰值日本开始对满清统治的中国实施武力扩张政策的时候。中日两国文化同源、一衣带水的紧密关系，使孙中山很容易把慷慨激昂地必欲实现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人视为同道，因而全力求助之。当年在此种条件下发生的种种情况，今人理解起来自然不那么容易。但是，历史从来就是复杂的，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不能简单化。 一 　　我们从来都被告知，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这一概念，今天在中国已被用来泛指对祖国的关切与眷恋之情。此关切之深，达到不惜以个人生命来捍卫，并能举全国民众共同来争取，即可谓之为“伟大”。孙中山敢为中国近代革命之先驱，成功地推进了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称其为“伟大的爱国者”，当不为过。 　　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讲授或说明，往往太过简单化。简单化到动辄只提供给读者一方面的历史，让其只知其一，不其知二。比如对孙中山，一般的传记和评说都只谈其如何爱国，如何伟大，却不谈其赤手空拳打天下时，为借助于外力帮助曾不得不向野心的日本军阀和财阀许愿出让中国权益的情况。没有人会去想一下，这样误导历史，会不会使后来人把政治与外交概念化、简单化，使人以为要爱国，就要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做到最激烈，对外若有丝毫妥协退让，便是大逆不道，应诛之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殊不知，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恐怕没有哪一个不曾接受过外国的帮助，没有哪一个能够在对外问题上真正做到彻底的。 　　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洲地区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对于这一说法，习惯于为尊者讳的一些台湾学者当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将孙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陆学者，很多人对此也始终抱以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来，不信不谈到底是不成了。于是，经过十多年深入发掘史料和细心研究，我们在1990年代末终于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火享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两本专著，内中对孙中山出让中国满洲权益的问题颇多讨论。[1] 　　李吉奎教授的讨论，基本肯定孙中山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历次承诺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是事实，并对此类言行一一持以批评的态度，甚至提出了孙早期“民族意识是淡薄的”的看法。[2]俞辛焞教授则坚持传统的观点，强调已经发现的所有这类史料，基本上都还只是从日本一方发现的，“正如法官对人命关天的重大案件做出最后判决一样，对事关中国国家主权的这一重大问题做出结论时，必须具备有关直证和旁证的材料，但现在缺少孙中山的直证材料”。当然，俞辛焞教授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很清楚，既然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秘密交涉，作为直接责任者的孙中山，未必会堂而皇之地自己把这种直接的史料证据保留下来。因此，他其实并不认为李吉奎教授的考证和叙说真的存在史实基础或事实判断上的错误。他的解释是，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能简单地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一概予以否定。第一，孙中山对日本的野心始终还是有所认识的，其“审时度势，果断地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是因为他必须优先考虑推翻国内政敌的革命任务；第二，孙中山即使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确实争取到了日本在资金和武器方面的一些援助，这对“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3] 　　应该承认，俞辛焞教授的解释颇有些道理。说有些道理，是因为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其实也都是一样，在他们势单力孤地开始其革命运动之际，多半都会向外国寻求帮助，也都或多或少地会得到外国的一些援助。列宁及其大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顺利回国，就直接得到了敌国德国的帮助和资助；中共早期更是因为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从莫斯科获取主要活动经费，而曾被国民党指为所谓“卢布党”。对于这种事情，纯粹要看你打算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比如，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这就未必有什么错。为此“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先安内而后攘外，自然也就无可厚非了。因为无论是德国资助列宁，还是苏联援助中共，都不是无条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被援助的革命党在关键问题上要站在援助提供国的一边。比如，德国就是希望通过帮助布尔什维克夺权，最终促使俄国与德国停战，以便德国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协约国，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确实通过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忍痛割地满足了德国的愿望。比如，苏联也同样要求中共在中苏外交关系问题上要站在苏联的一边。像在1924年春中苏两国政府谈判中，为推动解决悬案的外交谈判，共产党就对北京政府的对苏外交颇多批评，并且与国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中国方面没有必要坚持苏联必须从外蒙古撤兵，并且相信外蒙古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决的神圣权利。像1929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强行收回控制在苏联人手中的中东铁路。一方面是举国舆论沸沸扬扬地支持这一“爱国”行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准备调动红军采取牵制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比较上面的情况，我们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因为孙中山有过这样或那样“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言行，就相信孙中山当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并不爱国，那就如同说列宁或中共不爱国一样，大概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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