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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需要有强烈危机感 | |
http://www.CRNTT.com 2013-06-18 08:21:33 |
尽管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尽管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那种年均10%的高速增长期不可持续,但至今人们情绪仍乐观,似乎未来维持7.5%的增长,以及收入倍增都能够实现。我倾向认为,对中国经济应有更强烈的危机感,从中长期看,7.5%的增长目标恐不现实,到2020居民实际收入倍增计划也希望渺茫。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时空,但若无实质改革,则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的可能性也存在。 第一,增长质量。过去5年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增长质量严峻。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资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显示了增长的强烈粗放性。中国人口占全球18%,产出和贸易占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钢铁、农药、化肥的全球占比远高于此。人类有工业和城市文明以来,目前人均GDP1万美元以上,享受到文明生活的人口,包括欧美日加俄罗斯、巴西等,总人口约12亿。若中国在2020年超越人均GDP1万美元,则称中国经济发展为奇迹并不过分,中国使享受到现代文明生活的人口翻番。但如若中国增长质量无法有效显着改善,则未来对其自身和全球都构成挑战。 第二,财政困境。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地方财政在1994-2002期间拖累银行,在2003-2010依赖土地,此后至今青睐平台融资。自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是极其罕见的。 目前的地方债务,银行贷款约9.3万亿,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9万亿之间,债务余额大约15-18万亿。2012年底,地方税费收入6.1万亿,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已丧失偿债能力,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越严重。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但低流动性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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