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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文革”博物馆 | |
http://www.CRNTT.com 2013-06-24 15:10:55 |
宗祠的影子 陈昭民端坐在祠堂里,严厉,语速飞快。老人围着他。这是一个金光闪闪的豪华祠堂,坐落在离涂城村不远的陈厝洲。“文革”时,两村同属一个叫“红农总”的群众组织。大队长陈昭民当起了“副司令”。围着他的老人向我展示被子弹击中的伤痕。我问老人为什么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说就是跟着头儿走。后来“红农总”被打为“反革命”,死伤数百。但1996年,彭找到陈昭民共建纪念碑时,陈坚持把两派的死伤人员都算进去。“都是受害者。”他说。从历史中解脱出来后,他开始怒斥“文革”博物馆的种种“堕落”。 “堕落”是指什么呢?吃饭多开发票、为塔著书领取稿费,凡此种种,让他觉得队伍里混进了趋名逐利之辈。最愤怒的还是,一套记录“文革”博物馆书籍的出版没有征求元老同意,“擅自去掉总结塔园建设的碑记”。 “这是否定创建塔园的15位决策者!”他正色厉声,“‘塔园千秋永碑志’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塔园无论出什么书都要把这块碑记放在前面!” “‘文革’要反思的是造假。陈昭民不是反革命,被造假说是反革命。涂城的房屋被破坏了,反而被南徽污蔑是他们破坏了南徽的房屋,”他愤怒地说,“塔园出书也有造假!” 他指责“文革”博物馆时,也带着“文革”的烙印:将之归咎为彭“晚年糊涂、享受崇拜、听信谗言”。有一段时间,他将控诉印成传单,分发给塔园热心者,试图遏止这一切。 传单到了彭启安的手里,他当即写了“评青夜的骂人小字报”(青夜是陈昭民的化名)。在他看来,那是上纲上线的“文革”逻辑。彭启安多少有些委屈:碑记并没有去掉,只是没放到最前面;塔园从一开始就没有正式机构,而困境重重众口不一,如若凡事商量可能一件事都做不成;至于写书立传,作者付出心血,获得酬劳也是应该的。 志愿者间一度流传着“塔园出现了倒彭势力”,陈昭民则说,自己地位卑微,但敢于直言,是逆耳的忠臣。 陈昭民是宗族文化的捍卫者,凡事必提祖宗后代,著书则想功罪千秋。过去10年里,修建了10个宗祠,试图维系宗族的传统秩序。在当地老人的理解中,“文革”博物馆似乎附着宗祠的影子,须讲究尊卑有序、内外有别。 在这样的秩序中,他和涂城村的老人组感到被边缘化了。矛盾起初源自几年前的一张饭桌。当时塔园立下了“文革”受害者王佩英的塑像,她是富商张大中的母亲,家属前来参加落成仪式时,涂城村的老人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安排在主桌上。慢慢地他们发现地盘被外来人挤占,自己倒成了“小媳妇”。 对公祭礼,老人们也颇有微词。“把全国两千万冤魂都招来了,涂城村受不起。”陈昭民诉说着老人的怨气与担忧,也为博物馆的困境而伤感,反覆念叨着正本清源,“涂城人涂城地,澄海人澄海事。”他表达着挽救的焦急:清除外来“坏人”,尊重本地老人权威。“村里最有势力的就是老人,团结老人就能对抗一切!” 可彭启安想起去年公祭礼时,原本安排献花圈的老人并没有出现。 陈昭民当然不愿意相信。他试图沟通、调和、挽救局面,但涂城村年轻的书记并不理会。这让他很生气,音调一下升了好几度:以前认人不认钱,现在认钱不认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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