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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道隆：中国再造强势中央

http://www.CRNTT.com   2013-11-21 09:51:13

从东亚地区和平转型的经验来看，强人政治首先完成的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改善，随后再由强人推动政治上的变革。以台湾经验为例，蒋氏父子先后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然后在蒋经国晚年和李登辉主政的强势时代，推动了政治上的变化。和平的突破性改革，在缺乏强人的条件下很难产生。中国大陆在强人时代，政治改革的尝试遭遇了巨大的挫折，随着强人时代的落幕，呼吁强人推动改革的历史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再有大的改革动作，强势中央的回归和重塑是最为可行的道路。 　　许多人担心新的强势中央会不受控制和制约，从而成为改革本身的阻力。事实上，强势中央只能是强势中央，即便现在的最高领导人身兼两个超级机构的第一把手，也无法回到强人中央的时代。这是由中共领导人权威的递减规律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决定的。韦伯将统治者的权威分成三个类型，即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很显然，中共当下领导人的权威只能来源于法理型。党内和国内对最高领导层的支持，源于领导人采取的符合民心的举措。需要两个超级机构来保证权力和权威，也恰恰说明了最高领导人已经缺乏政治强人之前的那种力量，邓小平可以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发动改变中国的“南巡”，当下的领导人却必须借助制度性、程序性的方式来赋予自己权威。 中央－地方关系再重构 　　在《决定》全文中，除了涉及财税等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部分之外，事实上对央地关系有着更大意义上的调整。 　　第一，中央搭台、地方唱戏。与原先预期的不同，《决定》有许多更为细致的措施，有些措施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和之后，已经部分在地方逐步试行了。《决定》指出，探索“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就已经在今年10月份于北京和江苏率先改革试点；11月12日，就在三中全会结束当天，四川省宣布将选择个别条件成熟的人口大县，探索开展省直接管理县行政体制改革试点，这与《决定》中的“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相一致。同一天，安徽宣布将进行农村土地流转试点，这也与《决定》相符；而之前早已沸沸扬扬的上海自贸区，则更是《决定》有关自贸区措施的一次大演练。中央正向改革开放初期的“地方试点＋总结提升＋全国推广”模式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改革措施首先都由地方发起，随后因良好的改革效果而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最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推广；强人政治下，最高领导人向地方提供改革的保护，例如经济特区等就是最好的例子。然而近年来，地方上的改革都在静悄悄进行，许多成功的改革也不敢见报，地方改革成为了“枪打出头鸟”的地方。中央如果不对地方改革进行授权和保护，地方改革的成果就难以上升为国家经验，并推动新一轮的全国性改革。以上所说的回归，在李克强与上海市领导人“要政策还是要改革”的对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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