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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才值得一过

http://www.CRNTT.com   2013-12-30 12:29:05

迷恋“乌托邦” 　　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的林春，是李银河的“发小”。1978年，她们作为国务院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合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一文，在被《人民日报》转载之后，她们俩成为全国关心政治的青年的偶像，每天寄来的读者来信都要用麻袋装。那篇文章打破了不允许谈论民主的禁区。 　　那时候，李银河才26岁。之后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被看做是后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肇始，她们俩作为会务人员列席了会议。后来，80年代文化热、思想启蒙兴起的时候，她们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英国。 　　从1982年到1988年，李银河在美国匹茨堡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回国一年后，80年代结束了。进入90年代后，知识分子开始产生分化，包括林春。 　　留学海外的林春成为一个新左派。去年，她们在伦敦见面，彻夜长谈。林春说，“我要争取把你变成左派”，李银河说，“我本来就有左派的倾向”。在李银河看来，对待民主的问题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该注重效率还是公平上，可以有不同意见。而留学生初到国外，都是容易变成左派的，因为在融入对方环境过程中，更容易和自己的国家利益产生连接。她认为林春转变成一个新左派，和她的研究、导师固然有关系，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个人气质。 　　李银河很乐意强调自己的理想主义气质。林春曾向她表达，自己一直有一种献身的冲动，却不知投诸何处。李银河说，这是没有过那个时代经验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在她们年轻时，所有思考都是和国家相系的，因为个体的命运和国家的方向紧紧相扣。 　　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李银河入党成为党员。一来当时的工作要求每个人必须都是党员；二来，她的确是有这个理想的，她出身共产党员之家，父母都是1938年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之后是《人民日报》的创刊元老。 　　在李银河的认识中，父母是原教旨意义上的共产党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她的党员身份被王小波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知道后，无比惊讶：原来王小波的老婆是个女共产党员！在他们看来，王小波的思想和做派完全无法与党产生联想。但李银河认为，她之所以和王小波趣味相投，在于她是共产党人中的理想主义者，而王小波也肯定是理想主义者。 　　现在往回看，除却“文革”中痛苦的上山下乡经历，她和这个体制的互动也大致是良性的、顺遂的，这也许是她乐观的来源。从山西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到光明日报的编辑，再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社科院马列所研究人员，美国匹茨堡大学硕博攻读、北京大学文科博士后、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她平步青云。她这样总结自己在工作氛围中的表现：“老好人”、“缺乏斗争性”。 　　有趣的是，李银河出生的时候，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于是父母为她取小名“三反”，7岁以前，她一直叫这个名字。王小波和她同年出生，因为他父亲在“三反运动”中出了事，遭遇风波，而取名“小波”，家人认为王小波体质先天羸弱是因为母亲在父亲出事后，饱受煎熬，拖累身体，他早早在娘胎里就遭了难。 　　李银河坦承自己一直对理想国、乌托邦式的生活有着特殊情结。她这样设想理想社会：每个人出生时有一份基本的生活保障，从学校毕业后，每天通过生存劳务换取基本的生活保障；剩下的时间可以从事艺术类的工作，写小说、弄音乐、演电影等，而这些都是没有报酬的，因兴趣和意愿而从事；这个世界没有战争，没有国家界限，没有军队，没有贫富差别，没有谋杀，甚至连监狱都可以没有；这个社会也没有婚姻制度，所有的人自由地去爱。 　　后来，她把这种对于“乌托邦”的迷恋，放到退休后潜心写作的小说里，把小说的背景设置成了共产主义制度，取名《新桃花源记》，“只是，那是一个虐恋社区。”她最后补充。 　　(原标题：久病成医李银河) 　　来源：南都周刊　2013年12月23日12:06　　  　　 　　记者_于丽丽 发自威海 摄影_刘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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