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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改革实际是一场全面深刻社会变革

http://www.CRNTT.com   2014-05-18 08:11:34

其次，需要了解在这种体制特点条件下，中国城市的发展路径是什么样的，会带来哪些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一个产业推动的过程，是工业化带动的过程。这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动了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中国的城市经营模式不同于外国，中国的城市不是靠企业的管理创新方式来经营，也不是依赖于政府的税收管理、依赖于基础设施收费或者靠金融支持。中国的城镇政府更多的是通过低价征用土地，降低工业发展成本，同时依靠开发房地产卖地来获得土地出让金，支持城市的建设。卖工业用地是赔钱的，必须通过房地产开发增加更多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依此弥补工业招商引资的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 　　问题在于，一届政府是这样，两届以及后任政府还是这样。可是不同届的政府不能卖同样的地，下一届政府继续卖新地。中国城市主要负责人的平均任期只有三年。三年卖一次地，就导致了中国城市面积的迅速扩张，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摊大饼的发展模式。 　　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已经沿袭了几十年的政府经营思路下，作为传统的习惯还在继续蔓延。我们前些天在试图校正几个城市的发展规划时，城市的官员就反应强烈地表示，不按照卖地这种模式就不知道该怎样做了。所以，由于过度依赖土地出让，就会导致城市的面积粗放地扩张，进而使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因为卖地和其他的制度支撑，就会助长短期利益的积累和泛滥，导致城市管理的表面化，形象工程普遍，带来资源的严重浪费。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服务业发展的成本大幅度上升。 　　例如，中国的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现在才44%，中国的城镇化率53.7%，低于下中等国家。一个城市发展的重点是要发展服务业，所以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城镇化率80%，服务业占的比重是超过了工业比重的2倍到3倍，甚至到4倍。实际上城镇化到了50%以后，服务业进入高速增长期。为什么我们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因为城市摊大饼太大了。传统服务业最有利于城镇化进程中就业的增长。可是因为通过房地产开发的城市，服务业经营成本要增加房地产的成本，传统服务业发展就受到了极大的成本约束。 　　当城市更多地关注表面的形象，就不会容忍中低收入者和外来的农民经营适合他们就业水平的服务业。我们看到城管和社会就业的矛盾已经严重地受到了社会的诟病，就是很鲜明的例子。 　　其实，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城镇化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不是富人进城，而是农民进城。农民进城所需要的就业岗位不是所谓的高端，也不是高大上。他们对生活和就业的需求和城市管理者的要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恰恰在高速城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农民进城的就业问题。在工业化发展一定阶段，工业将远离城市，服务业应该在城市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这却没有得到各级城市政府足够的重视，原因在于体制上和制度上的约束，在于利益的分割。 　　目前的这种城市发展模式的另一类后果就是造成了城市门槛过高。当我们看到很多政府管理者关注智慧城市，提出通过智慧城市的方案来解决城市的运营系统和规划系统时，并没有给低收入人口和农民进城留下充分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各种智慧城市的展示中，无论是城市的规划展示，还是城市发展形象的展示、各类技术展示，更多关注了高收入人口，更多关注了精英决策层的考量。 　　可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城镇化进程是数亿农民要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就业。他们中60%以下是初中水平，他们进城和就业问题，与我们给城市制定的各种管理和决策以及公共服务系统非常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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