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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变革呼唤法治时代到来 | |
http://www.CRNTT.com 2014-10-21 09:03:51 |
再比如,过去以各地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来衡量消费增长,近年来却发现,越是发达地区、富裕地区,其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反而越慢。比如今年上半年全国社零总额增长12%左右,北京和上海只增长7%左右。按此标准上海和北京的消费增长就太差了。实际上富裕地区人们的消费正在加速转型,服务消费占比逐步提高,而现行社会商品零售额指标中并不包括大部分服务消费。一定阶段内,某个地区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慢,正标志着这个地区的消费转型快,服务消费高,生活质量好。 再比如,投资和投资后形成的资本是两个概念,投资是花了多少钱,GDP是看投资后最终形成了多少新增固定资产。去年中国的GDP约56万亿元,投资总规模约44万亿元,最后形成GDP统计中的新增固定资产约28万亿元。投资总规模和全社会资本形成额两者有十几万亿元之差。一个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慢下来,形成的有效资本增长速度未必慢下来。 至于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也不是某一项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近年来,人们已经开始抱怨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影响了居民收入和企业效益的增长。至于各级政府大力发展的各种类型的工业园区和招商引资工作,相关鼓励政策也需要作调整。总体来说,中国存在着一般工业园区过剩、工业园区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一句话,拿传统经济指标来衡量地方政府政绩已经不合适。 随着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各级政府推动和扶持产业发展的政策也必须要作调整。中国产业升级正以产业投资跨界和产业运营融合等方式进行,产业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投入产出关系和上中下游关系,产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政府过去推行的以条为中心的产业管理模式和产业扶持政策已经难以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都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是究竟什么是高新技术产业似乎永远也没有答案,因为总是在不断变化。近年来各级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刚刚锁定了所谓七大新兴产业,但是去年以来又出现了互联网、大数据和3D打印等新业态,让各级地方政府又无所适从。在中国逐渐过渡到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阶段,过去以生产技术属性和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来进行的产业划分已经过时。去年以来,中央政府极力倡导的、在未来中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的生命健康产业、生态环保产业和信息消费产业,每个领域如果从供给端来说,恐怕已经包含了过去的十几个产业,其中既有制造业,又有服务业。产业属性已经很难说得清了。产业跨界和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要求政府必须调整产业扶持方式。如果仍然沿袭扶持传统制造业的方式来进行,那就难以奏效。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会慢一个台阶,更在于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正在发生着根本变化。政府管理经济和扶持产业发展的方式和政策,必须要随之改变。服务型经济体总体特征是:纵向联系减弱,横向联系增强,政府纵向管理经济的行政权力必须要逐步退出,法治力量和市场机制将发挥根本的制约和调节作用。 自律组织替代政府管理社会 文章提出,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扁平化、多元化、互联网化和自组织化,政府正在逐渐退出很多社会管理领域,各种社会自律组织正在替代政府,自我管理社会。社会的自我管理,必须以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为前提。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实现依法治理社会。 中国政府不仅要管理庞大的经济体,更需要事无巨细地管理好社会,各级政府要做到对社会全面管理,不留死角。庞大的社会管理工作,成了各级政府最沉重的负担。政府全方位的社会管理工作,造成了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庞杂。编制内的机构和人员不够用,又需要增加很多编制外的机构和人员,造成了公务员队伍庞大,准公务员队伍更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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