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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防腐比反腐更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14-12-26 11:23:06

统治者的无度挥霍，无一不是以权势得之，赃物累累，份份榨诸百姓。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 [2] 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谓“忠孝节烈之名”，亦“以权势得之” (胡思敬《国闻备乘》)，其腐败之厉，可想而知。曾奉张之洞之命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的钱恂面对庚子之变后的东北危机，函告汪氏：“以此数千里之地，数百万蠢悍之民，委之于数十百满洲极贪虐之官之手，试问能三年无事乎?此三年后，俄力愈增，我力愈微(必每年输数十百万金于满洲地)。彼时，俄再索地，将何以处之?总之，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 [3] 他甚至还说：“目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 [4] 一个由官方派充的省级留日学生监督大小也算是个官，竟敢私下斥上谕为“狗屁大话”，此时此刻慈禧一伙的政治威信就可想而知了。有了钱恂这一句“狗屁大话”，数年后由钱氏的同乡———浙江反清志士所撰写的那份《革命协会章程》斥清廷的上谕为“狗屁的上谕”，还有钱氏的好友章太炎那句训斥皇帝的“国骂”———“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之出台，都不足为怪了。 　　无独有偶。1902年5月，清朝驻美国使臣伍廷芳在华盛顿接到上谕，即将召回北京，将与修律大臣沈家本一起主持清朝的法典修订时，对未来充满信心。[5] 但经过四年的努力，他却看不到法治的希望，尤其是经过起草民事和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法典，“这项改革使诉讼人沮丧，因为它势必导致人们像贿赂地方法官一样贿赂陪审团，而对目前的诉讼花费造成无法承受的负担。这些观点导致伍沮丧而退休。司法体系改革没有合理的前景” [6]。云南学政叶尔恺稍后在致书汪康年时，说得更是直截了当：“弟尝谓作官者非良心丧失，人格堕落，不能为也。综观中外情形，敢断言中国不亡，必无天理。” [7] 　　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与清朝的垮台，固然同慈禧的继承者载沣与隆裕太后倒行逆施地镇压国会请愿运动有关，也同清朝统治者长期带头腐败不无关系，民心思变。 　　清朝统治者缺乏反腐的能力，更无防腐的自觉。 　　近30年来，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转移，大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市场经济的步伐持续加快，随之而来的是贪腐跟进，泥沙俱下，而且大案、要案频仍与日俱增，涉案人数与各案的赃款数额都相当惊人，举世为之瞩目。有关肃贪信息的披露，既体现了现任国家领导力量惩治贪腐的决心与力度，也直观地揭示了贪腐的普遍性与严重性，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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