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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峰:中评社的智库媒体概念与作用

http://www.CRNTT.com   2021-02-18 00:06:02  


 
  在香港问题上,中评社智库媒体长期扮演了“乌鸦嘴”的角色,也就是不断提出“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严峻问题,可是很多有权位的人、有利益的人是不愿意听的。如果中评社妥协,就会成为盲目吹捧、为不正当决策辩护和背书的、被权力俘获的智库及媒体。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要拒绝作为权力俘获的智库媒体,权力就会远你而去,你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否则,终将被权力俘获。

  2、“权力为知识俘获”:智库的话语独白和专家霸权。相对而言,专业的智库通常会优先生产或获取知识,并通过知识鸿沟形成话语优势,并进而形成以专家为核心的“话语独白”局面。从政策权力分配来看,过度话语优势重新建构了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权威,把智库及其专家的作用推到一个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形成“知识/权力”垄断体制,从而促使一种“专家霸权”的异化现象出现在政策活动中。现实中,专家霸权可以具体表现在政策问题建构、政策方案规划以及政策评估等诸多方面。总之,当智库凭藉知识优势垄断政策话语权,俘获公共决策的权力,导致对其他政策主体尤其是公众的排斥,则必然构成对公共决策的公共性、民主性的破坏。

  在这个问题上,中评社智库媒体从来不在智库小圈子里面树立所谓的权威,传播平台也从来不为任何一个权威所垄断。中评社采用了开放的、多元的、讨论的方式集纳专家学者的思想智慧,没有一言堂现象。很多智库喜欢以某个影响力大的学者为旗帜,号令诸侯,这就容易产生“权力为知识俘获”的异象。中评社对此事敬而远之。

  3、“知识为市场俘获”:智库违背其非营利属性,成为具有功利化倾向的经济工具。智库毕竟是由不同领域的专家个体组成,个体的私人需要使得智库成员本能上也具有“经济人”动机。在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不少智库成员或明或暗地为富人、企业、财团提供政策游说服务,并从中捞取高额酬劳,而智库组织本身同样面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的生存问题,容易跌入“金钱依附陷阱”。此外,近年来美国一些私人财团热衷资助智库,其动机并非出于公益心或慈善心,而是基于服务其私人财富的考量。在他们眼里,智库只是其经济实力转换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美国不少智库已“成为重大经济利益的工具”,这也间接反映了智库的功利化倾向。

  作为智库媒体,中评社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一般来说,智库都很难跨越资金与利益陷阱,媒体更是如此。尤其在港澳,做什么智库,没有钱是万万不可能的,不依附在资本的权杖下,智库无从运作。而传媒更甚,没有资本就没有影响力,几乎是定论。要突破资本的绑架,谈何容易!所以,要超脱利益集团的驾驭,以国家利益、香港整体利益为思考、为传播的原则,是何其难哉! 

  4、此外,在中评社智库媒体的实际运作当中,我们发现了近些年来发生在智库层面的异变,即是在自媒体几乎垄断话语权、甚至主流媒体也转型进入自媒体之后,反分层主义的潮流盛行。本来,在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后,政府政策、公共议题与民众直接互动,甚至广泛接受舆论监督更是民主的表现,是社会的进步,是好事情,也是智库媒体乐于看见的变局。但是,智库异化的问题也因此格外突出,其中的反分层主义更是令人不安,直白地说,就是任何对某个领域从来没有涉及、更没有深入研究、不知所以然的所谓学者,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直接挑衅、质问、攻击这个领域的公认的权威专家,并且用自己所拥有的粉丝来实施舆论打击、施压有关人士及机构。我们注意到,反分层主义的极大危害,就是迫使理性主义退让,从而让反智主义成为社会舆论主导。在中美关系上、香港问题上、台湾问题上,反分层主义的言行尤为嚣张,一度形成了反噬国家大政方针的危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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