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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这部影片努力通过强烈的色彩和音乐，渲染一种所谓“张扬”的人性，但是从实际故事所透露出来的，是一种欲居于众人之上的征服性，是甩开膀子与他人争夺拼抢，是追求一种独占鳌头、独居上风。因此，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原始激情，不如说是要求重新分配的社会性冲动。那曾经将他排除在外的现有秩序，最终是供他用来践踏和翻身上马的。在这里，可以看出所谓游民意识与农民造反意识的不同。造反的农民在动手之前是要讲一番道理的，“替天行道”也好，“劫富济贫”也好，甚至有一番重整天下的雄心。对于游民来说，这些都太迂阔和显得多余，他更喜欢只身一人，通过一些非常手段，打开一些缺口，顺势进入现有秩序（先前他被排除在外），将自己安排在这个秩序的顶部，而完全不需要触动这个秩序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姜文所演绎的故事可以叫做“一个人的造反”，那些在风中哗哗作响的遍地高粱和大片落日，就是这个光杆司令的影子部队和参谋部。 　　无论如何，这部影片中所谓“痛快淋漓”的一面还是被人们夸大了。在“我爷爷”虚张声势的内层，有另外一个“我爷爷”的形象。这个“我爷爷”精明老道，埋头算自己的进帐，不伤筋动骨，对外界不闻不问。当“我奶奶”被绑匪带走十万火急之时，“我爷爷”四脚朝天躺在酒缸里享受，如同婴儿一般；当他事后去找黑三炮算帐，势利刻薄的肉铺老板拿牛头怠慢他，他抱怨了几句，还是接受了；而当他得知黑三炮并没有动过他的“女人”（这是他最为关心的），他不管方才还向这个土匪跪下叩头请罪所受的羞辱，也不管他的女人所受的委屈，以及所损失的三千两白银，毫发不伤地将这个土匪头子放掉了。他的原则是依据自己所受的损失，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最终当刘罗汉当八路被日本人剥了皮，觉得不能忍受下去而发誓打鬼子汽车的是他的媳妇“我奶奶”，而不是他本人。他的血性并没有及时发作。实际上如果是一种发作性的激情，即意味着一种缺乏逻辑、不可预期的东西，从不知何处冒出来，也可能不冒出来；这种激情的出发点，其实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深渊。 　　从表面上看，《菊豆》中的主人公杨天青有着与《红高粱》中“我爷爷”完全相反的性格：一个敢作敢为，一个畏缩不前，但细细分析起来，将会发现他们在文化性格上属于同一种人。这部电影由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原小说中并不存在染坊这个细节，将地点改成染坊是张艺谋在剧本修改时加上去的。在后来拍摄的影片《活着》中，其中的皮影戏也是张艺谋的灵感。甚至在《我的父亲母亲》当中，也有一个客串四方的补碗老人。实际上，拥有一门属于自己的手艺，无根的漂流人便有了一根拐杖，有了一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资本，或者一份属于自己的空间或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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