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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

http://www.CRNTT.com   2009-04-18 07:32:41

第四,成功的“文化断裂”,既非全盘西化,也不是固守传统。 　　1902年,流亡政治家梁启超称“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7年,留日学生鲁迅力主“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1930年代,史学家陈寅恪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肯定:“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940年代,哲学家贺麟作《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认为:“我们要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作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上述四人,政治立场及学术领域相差甚远,但兼采东西、融会新旧的大思路相通。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虽有个别偏激言论(如钱玄同之主张废除汉字、鲁迅的提倡“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但大致路径仍是融会贯通。 　　第五,成功的“文化断裂”,必须兼及突破的勇气以及弥合裂缝的自觉。 　　五四新文化人与传统决裂的姿态广为人知,可在实际操作中,则是海纳百川,吸取了晚清诸多改革的主张,并将其进一步明确与深化。正是这一“成功的收编”,使其有可能借助积淀了半个世纪的变革动力,造成如此风云激荡的局面。五四新文化的主张,大都不是首创,可时代氛围以及理论自觉,使其显得格外突兀伟岸。我之再三陈述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合力”,正是基于这一设想(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另外,五四新文化人擅长自我纠偏,及时缝合裂缝,如胡适的主张“整理国故”以及撰写《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提倡“有雅致的俗语文”以及撰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是对于白话文运动的调整与重塑。 　　第六,成功的“文化断裂”,当事人必须掌握话语权,故能自我经典化。 　　1905年清廷决定废除科举,此举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走向的深刻影响,几乎是在百年后才为学界认知；当初只有极少数人(如严复、章太炎)稍有意识,但也未能展开深入的论述。五四运动则截然相反,尘埃还没真正落定,已经有了神圣的“命名”。 　　1919年5月23日《每周评论》上刊出罗家伦以“毅”笔名撰写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此后,新文化人利用其掌握的报刊、学校以及教科书等,连篇累牍地对“五四”进行追怀、纪念与阐释。如此迅速地自我经典化,这样的机遇,实在是千载难逢。从1960年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到1990年舒衡哲(Vera Schwarcz)出版的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再到2001年刊行米列娜等编辑的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论者都注意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党派对于五四运动阐释权的争夺,与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纠合在一起。这么说,并非将五四新文化的伟业,完成归结为当事人的“自我建构”,进而泯灭是非功过；而只是提醒读者,这一经典化过程之所以如此神速,其中蕴涵着权力与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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