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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五四，先民主再爱国

http://www.CRNTT.com   2009-05-03 09:34:30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主和启蒙的诉求被压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义被张扬到极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专制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为害怕这种批判会削弱民族自信心；对不民主的、专制的体制的批判停止了，因为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抗日政权的合法性不容动摇；对蒋介石的专断压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让，因为大家觉得为了避免亡国，中国不得不有一个铁腕领袖。 　　在长期、艰苦的内部斗争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由政党主导，表现得像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没有一般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群众性和自发性。各派都说自己爱国、对立面卖国，一派说对方的外国主子是英美，一派说对方的外国主子是苏俄。 　　1949年之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处于“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正面的，起领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识形态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在现实生活的话语中隐匿了、消失了，只是偶尔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歌颂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飞、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义。 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再浮现出来，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巨变后，有人认识到并积极献策：中国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局限于以前的教育、宣传手段不足以应对新的形势，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借助于民族主义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强凝聚力与合法性。 　　在这种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盘西化”的情况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和“国学热”的势头。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由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摄制的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在海内外播放。 　　民族主义首先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称为“文化民族主义”，一些学者教授其的本主张是，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将由东方文化、中国文化起主导作用，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季羡林老先生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他认为，每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一成不变，从全部人类历史看，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或中国文化。他论证说：“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中国的东方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符合辩证法的精神。就像中医治病是全面考虑、多方照顾，一服中药，药分君臣，症治关键，医头痛从脚上下手，较西医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更符合辩证法。”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牵强附会、一厢情愿，毫无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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