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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在台湾

http://www.CRNTT.com   2010-05-24 12:08:03

之四：爱国主义，历史宿命，语言想象  　　  　　爱国主义，这种政治爱的性质可以从对其对象的语言描述中得到理解，比如带有亲族意味的词汇：祖国。也就是说，人们的爱国之情中蕴含着一种天生无法选择——比如出身的家庭——的宿命意味。尽管对社会学家来说，家庭是一种权力结构的看法已然并不新奇，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家庭这种对个人来说无可选择的自然联系，总是意味着一种无私的爱与团结的领域。因此，家庭可以要求成员的无私牺牲，而一样具有宿命意味并常常比拟为亲族家庭的国家/民族自然也可以要求其成员自我牺牲。与此相对的是，人们为能够任意加入退出的组织付出的牺牲，往往不具有为国家/民族而牺牲那样的道德崇高性。其原因就在于，能够任意加入退出这个事实意味着成为这个组织成员的动机不够纯粹，即缺少一种无法逃避的必然性的装饰。  　　  　　而语言，特别是广泛使用的延续久远的语言，通过将当代人与湮没于尘土的祖先联系起来，增强了国家/民族作为亲族的宿命意味，同时也经由人们共同吟唱的诗、歌，将人们联结到对一个共同体的想象之中。不过，语言在共同体想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意味着，源自不同血缘的人群一样可以通过共同的语言想象着一个共同的祖先。实际上，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  　　  　　因此，历史的宿命以及经由语言想象这两个特点，使得民族既具有封闭的一面，也具有开放的一面。  　　  　　之五：被构建的手足相残  　　  　　勒南在《民族是什么？》中写道：“然而，民族的本质是每个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时每个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每一个法兰西公民都必须要已经遗忘圣巴托罗缪惨案，还有13世纪南方的屠杀事件”。  　　  　　《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指出，这段话其实存在一个悖论，因为“勒南告诉他的读者们要‘已经遗忘’那些其实在他自己的话里面已经假设这些读者当然会记得的事”。那么，怎样理解这个怪异呢？  　　  　　作者认为“圣巴托罗缪惨案”、“13世纪南方的屠杀事件”这种模糊了杀戮者与被杀戮者身份（或者说他们的对自己身份的认识）的措辞，本身表现了民族国家诞生后通过教育系统实施的将古老的悲剧事件遗忘/记忆成“家族史”中的手足相残的努力，而这归根结底乃是一种建构民族系谱的特有设计。显然，这种情况也并非法国所特有。美国人对南北内战的理解、英国人对“征服者”威廉的认识、西班牙人对内战的记忆等等，皆是如此。也就是说，不管这些悲剧的对立双方曾经如何看待他们的冲突，民族国家的公民们终究将这些斗争遗忘/记忆成了“我们的”内战。  　　  　　其实，如果想一想现在对于岳飞等人历史地位的争议，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遗忘与记忆的问题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且，对于中华民族，这个较晚才被构建出的认同来说，很多因素似乎阻碍了人们对历史上那些悲剧战争的“手足相残”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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