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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综合症”的又一次循环

http://www.CRNTT.com   2010-06-21 09:48:15

第一，这个“像邻居大爷一样普通”的汉子有着令伊朗人肃然起敬的经历：他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的学生领袖，策划了一系列针对超级大国人员的暗杀和绑架行动；他在1980-1988年两伊战争中服役，一直当到伊朗革命卫队第六军的工兵司令，后来又出任保守文化的伊斯兰指导部顾问，又当过省长； 　　第二，他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个“铁腕”的强硬人物。他在当市长的时候要求该市的男性职员留胡须，必须穿长袖衣服上班，不允许用贝克汉姆、舒马赫之类的西方运动员形象作宣传，解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报纸主编。这一切迎合了因不满扭曲化改革而高涨起来的原教旨主义心态； 　　第三，与“腐败的改革派”相比，内贾德自身十分清廉俭朴，“为穷人说话”，与腐败作斗争，精简臃肿的部门，成为“平均主义的代表者”。他自称是“原则主义者”，所有的行动都建立在伊斯兰教原则与“革命原则”之上，在选举的时候播放的内贾德生活片子就很能打动中下层民众，他那83平方米简陋的公寓式住宅，既没有车库又没有游泳池，而他的竞选口号是“把石油收入放在老百姓的饭桌上”，声称要把石油财富的分配向穷人倾斜； 　　第四，在国际舞台上他声称为伊朗掌握核能而努力，无意停止核计划，他是公开反对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惟一候选人。 　　毫无疑问，内贾德的理论资源来源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这一“革命”本起源于人们对巴列维改革的不满。然而此后十多年里，原教旨主义造成萧条的经济、窒息的社会生活与沉闷的精神禁锢，加上两伊战争的深重灾难，本已使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声誉大损。人们普遍向往更为开放和世俗化的生活，在20世纪末的几年间甚至出现了“亲美”的民间氛围。当时研究者曾经注意到中近东诸国的官民价值观对立：在统治者亲美的沙特，民间流行反美情绪；而在统治者仇美的伊朗，却有“中近东最亲美的民众”。 　　哈塔米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在哈塔米执政期间，伊朗除推进市场经济外，也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曾悄然地与以色列接近，试图缓和两国之间紧张的对抗关系，并向美国示好，主动表示愿意融入主流的国际社会。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这一改革重演了当年巴列维改革的弊病：权贵操控市场、官员化公为私，世俗化变成了腐败化。人们对哈塔米改革普遍失望，有一种受愚弄被欺骗的感觉。改革初期民主化的缺乏使社会断裂、鸿沟扩大，中下层上升的道路受阻，好处被权贵所得，而代价由下层承担。无助的人群无法在社会上获得安全感。于是当“社会危机激发起迟来的民主”时，“民主”反而演变成了对“腐败改革”的清算而成为保守派复辟的机会。对改革的抵触演化出对过去1979年革命年代的追念之情，本已失去影响的原教旨主义又一次卷土重来。虽然人们常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历史确实有惊人的相像，哈塔米改革很像巴列维改革，两者都是以“政治专制下的经济自由化”始，因腐败而激起民怨，最后导致“民主消灭自由”而复归极权统治。内贾德上台后的举动就不由得使人们想起1979年革命。而他给“伊朗病”开的药方就是“回到1979年革命年代”，以传统抵制西方，以哗众取宠取悦于百姓，以极端行为对抗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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