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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其实我们不懂日本 | |
http://www.CRNTT.com 2010-09-16 11:48:49 |
这里边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1887-1948)的《菊与刀》,也许作者用喻体来描述一个民族符合中国人的认识习惯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它的偏颇——这本书本身就是美国对日本这个特殊敌人的一个研究项目,总之,它在中国拥有不太恰当的影响力,几乎中国人都能张嘴就说出其中的几句经典论断,虽然它真正的读者并没那么多。 本尼迪克特最为中国人熟知的论断,是日本只有“耻”感而没有“罪”感;在“耻感文化”下,善行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维系,而在“罪感文化”中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省。这一“知耻不知罪”理论之所以如此广为人知,是因为它总是被今天的中国人拿来解释日本为什么缺乏真诚的忏悔。 不过,这种论断在中国的滥用多少是一种误读:所谓的“罪感文化”,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而与之相对的“耻感文化”,并非日本独有,实乃东方文化的共性。毕竟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许多论断,是西方视野下东方人的共性,而非日本的独特个性。中国人的悔罪意识丝毫不比日本人多,当然,也不见得就更少。 有赞美《菊与刀》的文字称,日本人是通过这本书才真正地认识了自己,这个说法多少有点过分拔高了本尼迪克特,就好像说日本人是因为汤姆.克鲁斯扮演了《最后的武士》,才开始认识到了武士道的精髓一样。我相信日本人读这本书的感觉不会舒服,因为这本书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西方文明人对东方野蛮人的优越感。 同是美国人,赖肖尔(1910-1990,1960年代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日本人》比《菊与刀》要平实温和得多,尤其是,它对日本的描述摆脱了那种简单鲜明的标签式判断,但也许正因为这点,《日本人》远不如《菊与刀》在市场上更成功。毕竟所谓民族性之类简单判断,比起结合历史分析得出的复杂但不鲜明的判断,更能满足大众猎奇的口味。 不少日本人认为,戴季陶那本在80年前曾风靡中国的《日本论》,对日本的认识深刻程度在《菊与刀》之上。戴季陶长期与日本各阶层的深入交往,再加上同一文化圈中的那种独特敏锐,只靠几个月时间、借助二手资料的本尼迪克特是无法企及的。就像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日本HNK的纪录片远比美国人的同类作品要把握得更准确细微。尤其是,戴季陶那一代革命党人与日本有着纠结难辩的复杂关系与情感。这本1920年代出版的书,已约略隐现了日本后来必然冒险失败的制度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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