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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当代悼文与历史记忆

http://www.CRNTT.com   2011-09-10 09:59:28

口述历史在今天遇到很大困难 　　于何：丁老师您好，你于2000年以后做口述历史，对这一块比较有经验，您觉得口述历史与一般历史有什么区别？ 　　丁东：口述历史的基本要求是，历史当事人在那儿说，史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或其他执笔者进行采访整理，不管是笔录还是录音、录像都可以形成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现在为什么受关注，为什么成为现在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品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口述历史比较鲜活，一个历史当事人，你给他提问题，他想到就说，脑子里顾虑比较少，脱口而出，可能就把生动的历史细节讲出来，如果让他写文字性的东西，会仔细斟酌，有的时候会把最鲜活的东西给过滤掉。所以有时候口述历史比回忆录更生动，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特殊的国情。虽然现在有了档案法，规定什么样的档案30年解密，什么样的档案20年解密，什么样的档案10年解密，但在实际运作中，越是要紧的档案，越不解密。我们要想了解当代历史的重要事情，看不到档案，怎么办？口述历史就成为进入历史现场非常重要的途径。因为当事人活着，他只要愿意说，历史线索就呈现出来了，你不能把历史当事人锁到保险柜里保密。这也是口述历史这些年非常受关注的重要原因。 　　主持人：顺着刚才的问题，我觉得对口述历史有一种抢救性发掘的感觉，一方面是我们的历史有很多的有盲点和谜团，另一方面是亲历者慢慢老去，在抢救性发掘时，大规模发展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丁东：现在意识到口述历史重要性的人很多，既有学者，新闻工作者，也有作家，既有学术机构，也有个人，但实际做起来非常难，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两方面合作才能完成。有的当事人不愿意说，你没有办法。我太太邢小群做过不少口述历史，她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有的时候不是当事人不愿意说，而是当事人说现在没时间，推一推。一推就把机会给错过了。有一次已经约好采访项南，结果时间还没安排，项南突然死了。还有一次跟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约定做口述历史，谢韬说我现在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正在焦点上，跟我争鸣的人不断，能不能再过一段时间。争鸣还没完，谢韬一下子脑溢血，再不能说话。做这个事就知道，第一可能联系不上对象，第二联系上了，对象不愿意说，第三，他愿意说，但现在没时间，要另外安排时间。每一个原因都可能给你留下永远的遗憾，这是难度的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做口述历史本身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如果对历史知识了解得少，谈话时根本接不上话茬。必须要有相当的准备，对采访者的经历和相关历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搭上话。做出来之后要整理，要和对方核对，还要与大量的文献资料核对，这是一个付出劳动量非常大，得到回报非常小的工作。 　　第三难是出版，现在说学术有自由，出版有禁区。真实的东西只要和主流的结论有差异，就很难发表，很难出版，现在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谁也不愿意做一个出版不了发表不了的学术成果，这个也成为口述历史当前运作的一个难题。 　　网友5：老师您好！您曾经做了何方先生的口述，而且他在国内出版了一本书，但比先前的书薄了很多。 　　丁东：他本来是研究国际问题，是社科院日本所所长，后来是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他快离休的时候，李慎之建议他研究党史。他撰写了《党史笔记》，有大量的新观点，水平非常高，但在大陆出版不了，最后选择在香港出版。《党史笔记》成书之前，印了几章向何家栋先生征求意见，何家栋给我看了，我觉得水平非常之高，通过何家栋我认识了何方。我和太太向他表达了做口述历史的愿望。他看过我太太对一些老人的采访，就同意了。我太太前后与他谈了30次左右，我参加了三、四次。我太太整理出一个30万字的稿子，何方觉得30万字不足以把他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他先改写，又增加了20多万字，最后形成50万字的书，分上下两卷，名《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先生独立思考，有些内容在大陆不便出版，他是老党员，说即使在香港出，也要找大陆在香港办的出版机构，所以找了香港的三联书店的副牌。他的书在香港问世之后，学术界都知道书的份量。日本研究所的同事把其中一部分不出格的东西编成一本书，联系到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叫《何方谈史忆人》。 　　文章来源：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　2011年09月06日10:27腾讯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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