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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中国大学为何一有钱就盖新楼

http://www.CRNTT.com   2011-11-23 14:25:26

一种做法是把经费用于改善教育、提升学术研究。但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本身的“好与坏”、“多与少”难以测度，而且好的教育科研要许多年才能体现出来，需要的时间超出大学领导的任期；另一方面，即使真的把教育科研做好了，掌握大学领导行政级别大权的上级也难以知道。大学领导真这样做，会显得很傻，因为这对他的升降没有好处。  对教育官员与大学领导更好的做法当然是盖新楼，领导一看就知道书记校长任内是否做了贡献。这种“业绩”让上级对自己的上级交差时也更容易，这些便利是无形的教育科研不能比的。 　　当然，北大、清华、复旦这些老牌大学的历史地位高，校友在教育官僚体系的多，它们需要通过高楼大厦向上级证明自己成就的必要性要低一些。他们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教育科研。但其它大学，尤其是二三流大学而言几乎没选择，只能更多地通过高楼大厦及其它有形物来表现业绩，否则就难以得到该有的教育资源。这是这些大学的生存之道，更是校领导的官场之道。 　　无形无样、不可测度使得教育科研这种服务业很难组织，不易安排，只有通过民主问责制缩短教育资源配置者跟教育受众之间的距离，让教育官员受到作为教育受益方的公民选民的直接监督评估，才能减少公立大学所可能出现的资源错配。如果大学领导只对上级负责，大学必然会把资金往取悦上级领导和上级领导能看得到的形象工程上投。 　　当然，即使让决定教育资源配置的官员受到公民的直接问责，通过公民选举任免，那也只能减少教育经费的错配。只要大学经费由政府官员决定，由于“花别人的钱不心痛，花自己的钱才心痛”的根本人性，浪费和错配无法根除。由于公立大学体系从根本上扩大了教育受益方、教育提供方和教育付费方“三方”之间的距离，恶化三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人们对目前大学体系很失望，就不足为奇。 　　解决办法大致包括两种：一是给公民子女发教育券，由学生自己和家长选择学校、决定教育经费的投向，让教育的付费方和受益方尽量合一，以此减少付费方和受益方为不同人时所带来的效益损失；一是允许并鼓励私人办大学，给私立大学同等的权利和办学自由，避免“花别人的钱不心痛”所带来的资源错配。 　　（2011年11月23日09:02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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