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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不同模式之间的共识和兼容

http://www.CRNTT.com   2011-12-22 10:40:58

为达到目的，广东等泛珠三角地区的高级领导人都在区域战略发展框架下，设计了一个政治诉求本土化和当地化环节，用来整体协调战略宏观当中的政策和民生细节。以广东为例，当地主政者开始在广东佛山的顺德区实施“大部制”改革，重点在精简政府部门，同时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尝试。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郑永年看来，部分“行政三分”的改革想法是想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试图建立行政主导的体制，既有效率，也不腐败。这样一来，经济模式和区域经济发展框架，同政治改革发生了具体和实在的关联。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党政关系可以说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顺德这次改革不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开始尝试新的做法，并同时在考虑政策在不同区域的适用性。 不同模式的对话 　　在对广东顺德调查期间，我发现，有关顺德项目的调查和分析，或许应该放在中国政治的框架之下进行考虑，分析广东模式之下的顺德模式，中国模式之下的广东模式，亚洲世纪的中国表达，全球化语境之下的亚洲困境和中国困境。 　　这样一来，顺德如果存在某种模式，它解决的是在中国政府现有治理框架之下，由于经济效率和经济先行造成的政治时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基层社会民主、政治活力和合法性延续、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性危机、累计性政治民主改良等综合性问题。 　　我们不应该单单理解顺德模式是中国官僚体系中的一个具有上升潜力的地方官僚的微观革新，或许可以将由大部制、社会管理创新、中共政权的能动性反思构成的广东改革，视为一种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模式实验。 　　如果我们将研究视角从中国移到北京、再度转到广东、以及广东的顺德，同时将顺德视为广东模式区域管理创新的地方表征，我们或许能看出在中国的“政治星图”中，顺德所呼应的不仅是一个隶属佛山市的区域改革样本，而可能是中共政权基于控制性、可能性和未来性的政治实验。 　　长期以来，很多人淡忘了广东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政治模式探索的诸多革命性创举：以梁任公、康南海、孙逸仙为代表的广东人本土知识精英的亚洲政治表达和文明复兴的探索。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以及《饮冰室合集》中表达的中国叙事和政治抱负，完全是基于中国实际的亚洲想象和中西秩序设计。康有为以《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为代表的政治谶纬，更是从中国的政治基因里，寻求一种具有自我革新的原式。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和《建国方略》，更是超越了单一的汉民族和中华国度范畴，进行亚洲主义和亚洲世纪的初步尝试。 　　因此，现有的广东模式，从大的历史想象中，或可视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余续，它最重要的价值是解决中国困境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在1900年以来的诸多救国兴国尝试的频繁路径变更的问题，导致中国社会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和未来前景的多重迷思。中国需要在保持现有经济活力基础上，解决政治、伦理、社会等多重维度的彻底转型，在不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公民社会等西方建构口号的前提下，形成一种基于中国政治、经济事实和文化遗产的区域改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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