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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http://www.CRNTT.com   2012-02-09 09:03:57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8.70 0.00%]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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