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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进场

http://www.CRNTT.com   2012-05-22 11:13:52

在此过程中，人口结构的变动既是这些不平衡的关键驱动力量，也是相关体制、政策扭曲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的支持因素。 　　过去十几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遵循两个大的趋势。一个是人口红利：青壮年人口增多，抚养比下降；把年龄在25岁－64之间的人看做是生产者，其余主要为消费者，则生产者人数在1995年－2000年间超过消费者，其后持续上升。另一个趋势是城乡转移：在农村不充分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转移到城镇工作。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人口红利的两大力量叠加，一方面提高了经济的供给能力，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体现为潜在增长率上升；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的供大于求，就业压力大，竞争导致工资增速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 　　很少有国家出现这种人口红利期与城乡转移期的重叠。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都是城乡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才出现人口红利。中国人口红利与城乡劳动力转移叠加的独特状况不仅在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压低了工资，而且使得一些不利于消费扩张的体制因素和政策安排变得“可持续”，为企业和政府部门挤压居民部门提供了空间。 　　企业对居民部门挤压的一个体现是企业的储蓄率和投资上升。中国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和金融压抑，造成企业向居民部门分红不足，居民向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却不能有效分享企业收益。 　　企业可支配收入的快速上升刺激了投资，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扩张，但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压制了工资上升的幅度。没有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企业的高投资必然导致工资快速上升，利润率收缩，最终企业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可持续。 　　政府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挤压表现在两个方面。税收增长显着超过经济增速，但政府对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不足，压制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同时，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政府在支出上偏重投资，而公共服务支出增长慢。 　　一个结果是政府储蓄率（政府储蓄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15%上升至2008年的39%。政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也影响居民的储蓄率。国际对比显示，政府转移支付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较低的国家，相应的居民储蓄率也较高。 　　政府对居民部门消费的挤压有体制、政策设计的因素，但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投资率上升有其合理性，而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需要扮演关键的角色。但这里面有一个是否适度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将其未来的产出效率与居民放弃的当下消费造成的损失相比，不一定体现最有效的资源配置。 　　在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收入挤压的同时，居民部门内部贫富差距也在拉大。2002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农村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的13倍，2010年上升到16倍。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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