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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

http://www.CRNTT.com   2012-06-15 13:33:09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兴起,康有为在广州开万木草堂,其学生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分教习),盛宣怀在天津开中西学堂、在上海设南洋公学。康梁谭办校、办报、办学会、参与变法、倡废科举和设新学堂,与严复等共同成为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20世纪的中国先生。

  谭嗣同,这位感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的先生,在1898年变法失败而有机会出国避难之际,说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而之后“有心杀贼”的国民远超千万人,包括谭的粉丝蔡元培。1902年身为民间“中国教育会”会长的他,负责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暗中教男生制炸弹、教女生学暗杀,后来学生多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这位“公车上书”后力推“百日维新”的知识分子,在1902年写就的《大同书》中,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从母亲怀孕进入本院接受胎教、到婴儿断乳之后进育婴院、3岁后再进慈幼院、6—11岁进小学院、11—15岁进中学院、16岁以后进大学院的完整教育体系,强调男女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平等。他和他的学生、读者,都成了国家进步的推手。

  梁启超,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维新首领,笔耕不止,为“兴民权”而“开民智”,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新民”。

  严复,这位中国第一代英国“海归”,除了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材,更以《天演论》等“严译八种”传播西学于后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除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字论,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论更令他成为中国构建教育目标德智体模式的第一人。11年后的1906年,王国维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

  1906年,自隋代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同年在日留学生已达8000名以上,包括鲁迅。1909年,全国5000多所新式学堂里,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同年“庚款兴学”遣派留美学生计划开始实施,包括梅贻琦(次年第二批包括竺可桢、胡适、赵元任)——新一代的中国脊梁和中国先生,即将从新式学堂和留学生中诞生。

  1909年12月8日,在湖南请愿代表团启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要求朝廷“速开国会,清厘财政,以保主权”之际,32岁的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在学校演说到悲愤处,拿刀斩断左手小指,用断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让代表带去请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1912—1949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25.5万人(据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的数据)。学生不多,先生不少。

  1912—1949年,中国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也不多。有学者统计,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108所,学生41768人,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相对2007年,中国已有2371所高校、在校生2700万人、专任教师116.83万人(刘超《中国大学的走向》)。

  那时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不多,但先生不少。

  在北大,既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又有政治保守而国学精深的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先生。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过佛学《究元决疑论》的梁漱溟、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家莎菲、应邀从日本回国的徐悲鸿,都因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的第六任校长蔡元培而获教席。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透过教学、文章和社会事务,他们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成为领导全国青年治学、爱国、改造社会的先生。

  在清华,曹云祥校长与吴宓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教于国学研究院;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为外文系1929级学生,后者入学即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梅贻琦校长与四大导师为友,延聘华罗庚,增设工学院,执掌国立西南联大时与北大和南开名师精诚团结,酿成先生如群星闪耀之大观。他的理论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南开先生”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的中学、大学、女中、小学、研究所系列,并种下了中国人的奥运梦。他亲自编剧、导演、演出文明戏,学生演员包括周恩来、曹禺。他请到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名师,教出后辈声乐家。他倡导“公”、“能”教育,“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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