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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囚徒孙大午

http://www.CRNTT.com   2012-06-29 12:31:56

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建设大午城。聚集人口达到一万人,就业人口3000-5000人,产值3—5个亿,这样一个大午城。大家很祥和地生活在这里,是一块净土,是一个好人相聚的地方。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我们很爱这个地方。我希望,可以让大午村里的人都住得起房子、看得起病、他们的孩子上得起学。出事前,大午集团所在的大午村已经有了2000人,我在这里建了学校,建了医院。 　　大午集团搞的可以说是桃花源的生活方式,但绝不是乌托邦,我也没有乌托邦情结。我追求的是一种自由和谐的社会形态。我的作用就是撑起这个劳动空间,对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我没有真正干涉过。我让企业信马由缰地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保持一种很自然的、和谐的状态。 　　我虽只有初中学历,却被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邀请,发表农民问题的演讲。2003年3月13日,我在北大图书馆报告厅发表了演讲,我说,“这些年农村发展不快,其根源不是因为缺资金、人才,而是许多现行的法律绑住了农民的手脚。现在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各个部门都有法律,卫生局有卫生法,农业局有农业法,土地局有土地法,畜牧局有畜牧法,工商局有工商法,他们都有执法队伍。唯独农民没有法律,谁来保护农民?”　 　　有人说我不够“圆”,其实我可以“圆”,但我不愿意选择“圆”,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我并不比其他大企业家矮小。出事之前的2003年春节,我在保定参加一个企业家的聚会,在场的有地方领导,当时有人一脸正经地对我说,“孙大午,我们都不照章纳税,就你老实纳税,你不有病啊?”我说是我有病。一次在演讲中,我也对自己企业尚能生存发展作了个悲凉的解释:“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只是个死里逃生者。”我不要求其他企业像我一样,我承认我是企业经营者中的异类,要不我们有病,要不别人有病。我甘愿为我的行为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说完这句话没有两个月,我就出事了。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在集资问题上出事。 　　很久之前,我们就搞了个粮食银行。造饲料离不开原料玉米,我们就借农民的粮食,先让农民把玉米存在这儿,按5毛钱一斤作个价,三个月或半年以后给你付款。如果3个月后,玉米价涨了,涨到了一斤8毛钱,我们就按8毛钱给你。随高不随低,这样既保障农民的利益,企业也不吃亏。对于农民来说价格有保障。对企业来说不用向银行贷款,取得了一笔流动资金。然后再集合村里的剩余劳动力,这就是大午集团起步的原始过程。 　　一开始我们养一千只鸡的时候就和工人借粮食,我们那个地方没有钱,但是粮食很多,一千斤粮食借半年,打借条,半年以后可以拿这个条子把粮食领回去,如果不需要粮食可以领钱。如果粮食涨价了,我们就按市场价,如果降价了,仍然按当时签订的价格。农民的粮食存在我们那儿会增值,我们从农民那儿借粮食养猪养鸡。所以,我借粮食到几万斤,到几百万斤。这就是我的发家史。 　　到上世纪90年代,物价比较稳定了,农民觉得不如直接把这粮食作价借给我,半年以后既不支钱也不支粮,就转成借款,按银行支付利息。一开始我们按贷款利息,后来就按存款利息。这么多年一直走下来。 　　我的企业搞了20多年了,真正得到的贷款只有5万块钱。我是基本已经放弃了贷款。不是我不想贷款。我的企业固定资产上亿,但我贷不出钱。可以说,民营企业中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发展中的小企业,贷款之难难于上青天!当然上天是容易的,神七都上天了,中小企业还是贷不到款。我个人对银行没有怨言。金融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个体制问题,或者说是制度设计问题。 　　几年前我建了一个葡萄园,由保定市立项,投资1200万,让我贷600万,我同意了,花几万也值得,但没贷下来,后来我的葡萄都丰产了,但我连一分贷款也没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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