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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

http://www.CRNTT.com   2012-08-07 10:32:03  


城市农民工:有块地方搁下铺盖就是家
  中评社北京8月7日讯/在快速转型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对社会身份、社会环境、社会预期缺乏一种安全感和确定感,因此中国可能正处在全民焦虑的时代。但对于不同群体而言,其焦虑的范围、对象和程度却有很大的区别。

  学习时报发表中央党校科社部王道勇文章认为,如果从焦虑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尤其需要关注,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身兼流动性和弱势性这两大风险性因素。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约有8500万,占全国农民工六成,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大多流动进城生活工作,是城市中最弱势的群体,社会地位可能还不如城镇“低保”户。“流动”意味着一种不确定、不稳定的变化状态;而“弱势”则意味着底层生活和进行抗争的风险。如此庞大规模的青年人口处于这种流动的、弱势的状态,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风险都是难以估量的。2011年在广东增城、2012年在广东中山先后发生了本地人与外来农民工大规模对峙事件,青年农民工就是事件的主要参与人群之一。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焦虑具有全面性和累积性。100多年前,社会学家齐美尔就发现柏林市民的焦虑问题;经济学家刘易斯也说过:“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民众无人能预测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动力,以及伴随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总是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是说,焦虑并不可怕,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在发达国家也很常见。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群体焦虑对象应当各有侧重,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几乎所有方面都在焦虑:作为一个青年群体,会因为买房、社交、结婚甚至交通拥堵而有生活焦虑;作为一个知识群体,会因为职业选择迷茫、职业梦想难以实现而有工作焦虑;作为一个边缘性群体,会因为社会保障缺失、诉求难以表达等而有安全焦虑;作为一个追梦群体,会因为精神需求难以满足、前途方向不明而会有发展焦虑。正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焦虑是全面的,摆脱焦虑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社会焦虑也就具有了很强的累积性,甚至有可能进行代际传递。

  三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焦虑的制度安排和个体经验严重不足。这一方面根源于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时间段正是中国改革最为频繁、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提升群体安全感的制度安排有的缺位,有的形同虚设,群体心理的疏导机制更是极少有人关注;另一方面也跟个人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三门”群体,即从家门到校门再直接到厂门,涉世不深,社会阅历不足,遇到挫折后就可能反应激烈。譬如,2010年深圳富士康公司13名年轻员工自杀,最小的17岁,最大的也才28岁,让我们在为强势资本愤怒的同时,也不禁为逝去的年轻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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