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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

http://www.CRNTT.com   2012-08-07 10:32:03

城市农民工:有块地方搁下铺盖就是家 　　中评社北京8月7日讯／在快速转型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对社会身份、社会环境、社会预期缺乏一种安全感和确定感，因此中国可能正处在全民焦虑的时代。但对于不同群体而言，其焦虑的范围、对象和程度却有很大的区别。 　　学习时报发表中央党校科社部王道勇文章认为，如果从焦虑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尤其需要关注，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身兼流动性和弱势性这两大风险性因素。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约有8500万，占全国农民工六成，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大多流动进城生活工作，是城市中最弱势的群体，社会地位可能还不如城镇“低保”户。“流动”意味着一种不确定、不稳定的变化状态；而“弱势”则意味着底层生活和进行抗争的风险。如此庞大规模的青年人口处于这种流动的、弱势的状态，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风险都是难以估量的。2011年在广东增城、2012年在广东中山先后发生了本地人与外来农民工大规模对峙事件，青年农民工就是事件的主要参与人群之一。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焦虑具有全面性和累积性。100多年前，社会学家齐美尔就发现柏林市民的焦虑问题；经济学家刘易斯也说过：“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民众无人能预测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动力，以及伴随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总是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是说，焦虑并不可怕，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在发达国家也很常见。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群体焦虑对象应当各有侧重，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几乎所有方面都在焦虑：作为一个青年群体，会因为买房、社交、结婚甚至交通拥堵而有生活焦虑；作为一个知识群体，会因为职业选择迷茫、职业梦想难以实现而有工作焦虑；作为一个边缘性群体，会因为社会保障缺失、诉求难以表达等而有安全焦虑；作为一个追梦群体，会因为精神需求难以满足、前途方向不明而会有发展焦虑。正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焦虑是全面的，摆脱焦虑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社会焦虑也就具有了很强的累积性，甚至有可能进行代际传递。 　　三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焦虑的制度安排和个体经验严重不足。这一方面根源于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时间段正是中国改革最为频繁、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提升群体安全感的制度安排有的缺位，有的形同虚设，群体心理的疏导机制更是极少有人关注；另一方面也跟个人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三门”群体，即从家门到校门再直接到厂门，涉世不深，社会阅历不足，遇到挫折后就可能反应激烈。譬如，2010年深圳富士康公司13名年轻员工自杀，最小的17岁，最大的也才28岁，让我们在为强势资本愤怒的同时，也不禁为逝去的年轻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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