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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俘为何去台湾

http://www.CRNTT.com   2012-08-26 09:56:46

招抚战俘去台最有效的手段二：暴力恐吓 　　政治宣讲攻的是心，暴力恐吓折磨的则是战俘们的肉体。台湾方面的特工自介入战俘遣返问题之后，最积极的一项暴力手段，莫过于给战俘们刺字。几乎所有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回忆战俘营生活的时候，都会提到自己或者战友被强迫在身体各处刺上“抗俄反共”、“杀朱拔毛”一类的标语。因为战俘营内部名义上虽然“自治”，但很大程度上被台湾特工控制，故而这种刺字活动进行得相当普遍。以至于在进行正式“甄别”前的1952年4月6日，中方要求联合国军方面对全体志愿军战俘宣读由彭德怀、金日成联合署名的《四六宣言》，特别明确承诺对志愿军战士被刺字一事绝不追究。 　　几乎所有选择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谈及战俘营里的肉体折磨与暴力恐吓时，都会提到一个叫做“李大安”的人。和谭兴东一样，李大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俘，他是驾驶着卡车穿越前线主动投降联合国部队的。李大安的生平资料很贫乏，综合各种回忆，仅可以知道：他在解放前是东北国统区的一名警察，因为懂得开车，1949年被招收到了共产党部队的卡车运输队，51年随其所在卡车运输队进入朝鲜。李大安被送入战俘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让他使用暴力恐吓志愿军战俘。 　　在所有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的回忆里，李大安的形象高度一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嗜血恶魔。譬如，第六十军180师538团政委赵佐瑞如此回忆道： 　　“在1952年初，战俘团的叛徒领队李大安，要在所有72号战俘联队的战俘身上刺上反共产主义的文身。一些战俘拒绝文身。为了杀鸡吓猴，一个早上，李大安召集了所有人到训练场上开会。在5000战俘面前，他命令战俘守卫队的队员去惩罚那些不愿意文身的人。一些人不能忍受这样的殴打，而同意文身。一个叫林学普（编辑注：即前文提到的“林学逋”）的战士，始终拒绝文身。叛徒李大安把林学普拉到台上，一边挥着一把尖刀，一边大声质问道，你到底文身还是不文？满身是血的林学普慢慢地站起来，大声回答道，不！李大安便一刀砍下了林学普的手臂。林一声惨叫，倒在地上。但是他仍然摇头说不。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林学普的胸口。在林学普壮烈牺牲前，李大安切开他的胸口，掏出他的心脏。握住流着鲜血而且还跳动着的心脏，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文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李大安的残忍可以在其他许多志愿军战俘的回忆中得到更血腥得佐证。事实上，当时在战俘营内执行此种残忍暴力恐吓的，远不止李大安一人。譬如：据志愿军老战士徐寿田、臧根旺回忆：“要‘甄别’的消息，使第十一收容所的叛徒大为惊慌。俘虏官们加紧了‘写申请到台湾’、‘刺字表决心’等一系列的叛国勾当。‘刺字’，首先从大小俘虏官开始，不刺者，罢免官职，接着就是遍及各小队了。并扬言，谁不刺字就打死谁。3月的一个晚上，小队长马占奎，强迫一个姓岳的同志(名字不详)刺字，岳说：‘我是共产党员，宁死也不刺字’。敌了为了杀一傲百，将岳押到中队部，在夜探人静时，用尽惨无人道的手段将岳处死，并当众宣扬说：‘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这个马占奎，生平资料不详，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同样不是真正的战俘，而是主动投降了联合国军。 　　李大安们的残忍，一方面是为了恐吓更多的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延续。赵佐瑞回忆说：“一天，李大安和其他几个叛徒们来到我的帐篷，用棍子和砖块打我。‘你们为什么打我？’我试着反抗，但是我的反抗招来了更多的殴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叛徒说道，‘因为你们共产党在中国的时候打我。现在我就要报复！’另外一个叫嚣着，‘你们共产党夺走了我的土地，杀死了我的父亲。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当时我被打得差点昏了过去，李大安却在笑着看着我。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在战俘营里逐步升级。”（《四国士兵话朝战》，载《冷战国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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