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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为什么中国社会怀念“民主与法制”

http://www.CRNTT.com   2012-09-11 09:14:28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9月11日讯/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登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为什么中国社会怀念“民主与法制”》,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如何重新回到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无疑是中国领导层未来的艰巨政治任务;要回归民主与法治,首先就要认识到这些年,中国如何脱离那个本来就已经确立的轨道,而演变成今天缺少民主与法治的局面。详论如下:

  前不久,已经退休多年的中国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乔石,发表了一本题为《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新书,在海内外轰动一时。在中国,已经退休的领导人发表文章或者出版新书,往往会引出人们无穷的政治联想,以此来断定领导人是否在其退休之后,还在继续延伸其政治影响力,因此各界的评论也褒贬不一。乔石的书出版在中共十八大之前,造成一些政治影响应当不难理解。不过,和其它领导人的书不同,这本书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正面反响,更有其它方面的重要原因。简单地说,人们希望中国能够回归到这本书名所指向的一个“民主与法制”的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民主与法制很快就成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1980年代,民主与法制是人们讨论政治改革时的主题词。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困难,领导层总是会强调民主与法制。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民主法制不容易经常做得到,但改革的目标则是明确的。早期改革的这种局面也不难理解。这一代领导人大多数都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经历过“无法无天”政治实践的恐怖。文革之后,他们很容易就民主与法制达成共识。

  邓小平是这一代领导人的核心,他是讲法制讲得最多的领导人。其他领导人也有同样的的贡献。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在建设民主与法制方面贡献尤其显着。中国的基本法律体系的恢复和建设,发生在彭真任委员长期间,中国农村民主选举制度,也是在其支持下确立的。彭真之后,万里任委员长。万里在1980年代力主政治改革,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学决策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主在中国的改革话语中逐渐消失,但法制则生存下来,并且得到了具有实质性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乔石扮演了主要角色。乔石任委员长期间,力促中国走向“法治”。1995年中共十七大,在乔石的推动下,“以法治国”或者“法治”被确定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1980年代以后领导层就提倡“法制”,就是建设法律制度,“法治”的提法显然要比“法制”又更进一步,因为它意在解决长期以来“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法治”意味着执政党不仅要以法治国,而且也要服从法律。因此,乔石尽管在1997年退休,但“法治”的概念一直是和他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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