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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转型 为何能成功避免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2-27 12:28:13  


 
  第二,反对者也觉得没必要、不愿意走极端。

  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选择死扛,这提供了改革的空间;反对者认为没有必要走极端,使得运动中的极端派别不得人心。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通常是比较极端的派别,但在卢泰愚的民主宣言发布以后,这些极端势力迅速被民众所抛弃。过于热衷运动的极端派别民众党角逐1988年和1992年国会议席时,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投他们的票。即使在工业城市蔚山,工人也不愿将选票投给工人候选人。人们普遍觉得,在政府显露出开明的诚意之后,激进的运动已经没有必要。

  1987年后,民众运动开始逐渐被市民运动所代替。在市民运动中建立的主要组织包括:经济正义市民联盟、廉政之眼、公正选举市民运动联合会、参与民主人民联盟以及青年基督教联盟等等。这些市民运动组织,比之前更注重关注细节的进步。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是市民运动与之前民众运动的不同。这样的转向,表明韩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建设性,极端势力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

  1980年韩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35%,1985年为40%-50%。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道德感及民主意识都很强,是全面改革的重要推手。

  1987年6月9日,《韩国日报》曾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作了一项民意调查,有85.7%的中产阶级同意“即使推迟经济发展,我们也应促进人权”的命题。1986年7月仁川警察残酷虐待前汉城国立大学女生金英姝及1987年初特种保安警察折磨学生活动家朴中哲致死曝光后,中产阶级表现出极大愤慨。当全斗焕1987年4月13日突然发表讲话要求韩国社会停止关于修宪的讨论,并要“严惩暴力和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动”,中产阶级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参与“六月抗争”。他们的介入打破了威权政府与反对势力间的僵持状态,对结束专制统治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中产阶级也有相当理性和保守的一面。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对秩序有相当的敏感性,一旦社会民主斗争极端化,中产阶级便会退出民主运动,这是其保守性的表现。

  第四,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

  没有组织的人群只能是乌合之众,很难与威权政府进行健康博弈,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是混乱的暴民革命。韩国之所以避免了这两个极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些运作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

  比如基督教会。朝鲜战争后,在欧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韩国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基督教徒主要是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基督教思想弥补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反抗精神的不足,在维护人权、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促进民主政治和鼓励经济奋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威权政府在对付有着国际背景的教会时往往不得不有所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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