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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阶层结构：僵化与突破

http://www.CRNTT.com   2013-04-18 11:06:02

两个不同的视角 　　相比“有人的地方将有左中右”的论断，“有人的地方就有上中下”恐怕可以得到更多的共鸣，可以说，社会分层是一个恒定的现象。简而言之，社会流动有两个理论上的“极端”，即封闭型社会和开放型社会。 　　在封闭型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层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主要继承着父亲的阶层位置，代际继承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在开放型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在这种社会中，子女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自己后天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所决定。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身份决定的，贵族生而为贵族，奴隶生而为奴隶。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在于打破了这种加之于人的枷锁，它虽然没有消灭等级制度，但使阶层的流动成为可能。 　　如何认识和描述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主要有两个流派的理论，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 　　人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强调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同的阶级因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而在经济生产领域占据不同的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一概括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阶段全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理论性的认识是总体性的，并不排斥在具体情境下需要做出具体细致的分析的必要性。 　　韦伯的分层标准更接近于描述性的，他的分层理论的核心是三个标准，即经济标准（财富）、社会标准（声望）和政治标准（权力）。这三个维度既相互独立又存在着交叉。 　　在当今的社会分层讨论中，韦伯式的分层分析的描述和解释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被运用得更多一些，比如它也可以用来理解前现代中国的阶层流动，底层就有可能通过读书和参加科举的方式脱颖而出，获得在阶层通道中上升的机会—或者取得官位，或者进入士绅阶层。虽然读书要受到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制约，但这毕竟为出身寒门的优秀分子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通过读圣贤书而获得阶层流动的机会符合韦伯的社会分层标准中的社会声望的标准。科举也由此被视为传统中国最具现代特征的制度。高考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科举取士的职能，其意义在改革开放之后利益重新调整的态势下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高考在事实上的失效如此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新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中，阶层结构的调整是剧烈的。革命催生的前30年是以消灭等级结构为目的的，但这个目标并未达成，还创造了新的层级结构。这个时段的运行大体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也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才能得到理解；而理解后30年的变化，则最好借助韦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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