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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艰难与危难

http://www.CRNTT.com   2013-05-31 09:39:02

比如，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前苏联的改革无疑具有最典型的镜鉴意义。1980年代后期，苏联也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深深困境，各界对深化改革具有强烈愿望，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苏共高层为此推行了极其激进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艰难”肯定深有体会，但对改革的“危难”则明显缺乏认识，这表现在他认为政治改革的意义、构想和实行都是可以“简单地说明”的：“如果想简单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义，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 　　正因为把在苏联这样的大国中推行的改革简单地看成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治大国而不知烹小鲜，苏共政治局很快便推出了系列改革举措，当时，整个政治局只有雷日科夫一人表态提示要慎重考量改革可能带来的“危难”：“如果要把全部权力都划归苏维埃的话，苏维埃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我怀疑。一旦无力承担，那国家就会失去控制。” 　　历史已经证实了雷日科夫的预感。戈尔巴乔夫毫不“畏难”的推动了改革，却根本没有能力掌控改革后的复杂局势，苏联迅速走向崩溃，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 改革结果不如预期可能导致民怨沸腾 　　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不惧艰难的改革最终给国家带来深重危难的例子。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在克服重重艰难的情况下锐意推进的，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大，一度也使国家呈现许多新气象。然而，强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不能不说，这与孝文帝对汉文化不分精华糟粕的“照搬”等激进改革举措有关。这些改革导致北魏拓跋族勇武质朴精神的丧失，军事力量被削弱，移植过来的门阀士族制度使得鲜卑拓跋贵族迅速腐化，种下国家覆亡的危难因子。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隐患。 　　当代中国的改革，其“艰难”程度一点也不比前苏联或者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少，而其“危难”风险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民意反噬的风险。30多年来改革开放带来持续发展和巨大好处，使得人们普遍对改革具有越来越高的期待，“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大家都把改革看成是“红利”，却鲜有人敢说自己已经做好面对一旦国家改革失败的准备。一旦改革带来的结果不如预期，就可能导致民怨沸腾，特别是政治改革若释放了民粹情绪表达的恶魔，那么，打着“问责政府”、“问责执政党”的旗帜，在外国势力的渗透下，民意的分裂和乖戾就会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动荡。 　　国家失控的风险。雷日科夫对前苏联激进政治改革的担忧，对于今日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仍然是有强烈警示意义的。一方面，中国现行体制其实与前苏联有着本质差别，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治理能力和掌控能力也远胜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但毋庸讳言中国体制中仍然积淀着一些前苏联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例如地区差别之大、人均GDP之低、国民素质之不足等，比起前苏联来说更加突出。所以，改革若有闪失，中国完全有可能再度四分五裂。在军事保障能力、国土回旋余地等都远远不如俄罗斯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境地将悲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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