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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总理辞职看“东亚耻感文化”

http://www.CRNTT.com   2014-04-29 11:32:42

无独有偶，2012年8月，时任总统李明博因为一位7岁女童惨遭性侵而公开向国民道歉；2011年9月，韩国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当时政府主管部门知识经济部长官崔重卿辞职。 　　韩国官场盛行的这种“耻感文化”有着深刻的背景。抛却历史文化原因不谈，二战后，韩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地缘困扰，形成了韩国社会敏感、自尊，而又时时充满危机的意识。 　　在民间层面，“耻感文化”折射出民众有血性。曾记得，几年前为抗议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有大学生当街绝食断指抗议。 　　与韩一水相隔的日本同样也流行类似的“耻感文化”。2007年，时任农林水产大臣的松冈利胜，因为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被国会问责后，最终不堪压力上吊自杀。 　　放眼全球，在西方，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并未表现出东亚模式的血腥，更多地体现于个人尊严、问责政治文化和完善的法律规定。 　　在西方，现代意义的政府问责最早发端于英国。1742年，辉格党领袖、内阁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因失去了下院多数的信任而被迫率内阁集体辞职，“内阁失去下院多数信任必须辞职”就成为英国一种不成文的制度。 　　而今，行政问责已成为西方政治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西方社会已形成一种官员对自己言行和决策承担责任的文化。从政府到民间，人们已经形成一种政治惯例和习惯性思维，即某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或者个人行为不端，该官员就应立即主动出来公开道歉，甚至辞职。 　　德国是西方把问责制发挥到极致的国家，“政治洁癖”成为正常官场生态。1993年，德国经济部长默勒曼辞职，原因是他用官方信笺为远房亲戚的一个小发明做广告；前几年，德国绿党主席厄兹德米尔被发现用出公差积累的飞行里程换机票去度假，被迫辞去议员职务。这两年，从前总统伍尔夫到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再到前欧洲议会副议长科赫·梅林，其辞职原因居然是房贷优惠、学术论文造假等在国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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