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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改革须走“外科手术式”渐进道路

http://www.CRNTT.com   2014-07-12 08:42:23

第一，人行运用资产调控货币和金融的能力严重降低。在存贷款利率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条件下，人行不应再继续运用行政机制直接管控存贷款基准利率和新增贷款规模，但从金融运行和经济运行的稳定要求出发，存贷款利率又不应在“完全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场环境中形成。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是，人行拥有充分可调控的资产并通过运用这些资产来影响存贷款金融机构可使用资金数量和各种金融产品的价格走势，从而，可以通过运作这些资产来有效影响存贷款市场利率并由此进一步影响经济运行走势，实现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 　　但人行的资产大量被“外汇”所占用。2003-2013年的11年间，人行总资产增长了4.12倍，同期，“外汇”增长了7.56倍，由此引致“外汇”占资产的比重从48.12%快速上升到83.29%。这意味着，人行的绝大多数资产放于海外配置，可用于在中国境内配置的资产不足17%（并且随着“外汇”资产的继续增加，人行可用于中国境内配置的资产比重还在继续降低）。其次，“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和“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等3项的数额，在2003-2013的11年间，虽然从19445.01亿元增加到22080.25亿元，但所增加的数额甚少。与2001年相比，2013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资金来源从153539.78亿元增加到1174666.17亿元（增长了6.65倍）、各项存款余额从143617.17亿元增加到1043846.86亿元（增长了6.27倍），但人行对这些金融机构的债权数额增加量仅为2635.24亿元。这表明了，人行已严重缺乏可调控资产，与此对应，对存贷款金融机构进行调控的能力已严重减弱。最后，“其他资产”是人行直接可用的资金。其数额在2002-2005年间呈增加趋势，但此后却呈减少趋势，从2005年的11459.57亿元减少到2013年的7652.04亿元，占人行总资产的比重从2002年的10.30%降低到2013年的2.41%，占这些金融机构人民币资金来源的比重从2003年的3.78%降低到2013年的0.65%。这决定人行经常性可灵活运用的资产，除了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对存贷款金融机构资金流动性状况进行微调外，已难有实质性影响力了。 　　在可用于调控的资产不足而调控职能又不能因此而减弱的背景下，2004年以后，在货币政策调控中，人行只能屡屡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对新增贷款规模的行政管控等政策措施。其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所获得的资金又通过集中用于对冲外汇占款而回流到存贷款金融机构，它虽有利于避免因对冲外汇占款而大量发行人民币引致的通胀，但在调控这些金融机构可运作资金方面并无多大效应。提高存贷款利率虽有着“提高利率收紧银根”的政策意向，但它面对的不是人行利率和人行资产，所以，非但没有紧缩效应，反而有着扩张贷款的效应，难以达到人行的调控目标。由于这些政策工具难以达到调控的目标，为了有效调控经济金融运行中的资金数量和贷款增长率，人行只得选择对新增贷款规模实行行政管控的非货币政策措施。 　　由此，人行实际上面对着两难选择：一方面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继续运用行政机制直接决定存贷款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和管控这些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规模，明显违背由市场机制形成存贷款市场利率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缺乏足够可用于调控的资产数量条件下，又缺乏运用央行利率调控银根松紧的能力，极容易使市场化的存贷款利率和其他利率的走势处于失控状态，给经济和金融运行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显然，在人行可控资产数量足以满足货币政策调控需要这一条件未形成的条件下，要实现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目标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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