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 |
蔡昉: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 | |
http://www.CRNTT.com 2014-09-15 08:20:59 |
经济增长减速源于供需双重因素 问: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什么?是供给因素还是需求因素? 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需求制约,也不是短期冲击,而是供给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鉴于此,我更强调供给方因素。在宏观经济学家、增长经济学家中形成了两类观点,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归到供给派,有多少人可以归到需求派。虽然有些经济学家自称“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不太恰当,但是至少有人关注供给方因素,就是增长能力如何提高。当然更多人关注需求方因素,即有没有足够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 我把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组合,就可以认识中国的经济增长,解释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情景。 供给方因素要观察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资源)供给和生产率进步,能够支撑怎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供给能力可以强,即在潜在增长能力很高的时候;也可以弱,即在潜在增长能力降低的时候。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方因素也可以有强有弱。强供给、弱供给、强需求和弱需求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四种宏观经济格局,其实也是四种经济增长常态。 逐一认识这四种经济增长类型,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现在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到底是什么在制约中国经济增长。 先谈第一种情况,强供给和强需求的组合,即高潜在增长率与日益增长的需求共同导致改革时期的高速实际增长率。 我和同事估算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在给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资本的积累速度、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情况下,能够支撑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 推算历史,总体来看,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潜在增长率,就是10%。但是,与之相伴的是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的下降,人口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的。因此,得到的直观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和人口变化密切相关的。即中国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也就是教育水平的增长,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能够支撑的依赖型人口)下降,劳动力的流动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中国有条件形成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有条件避免资本报酬递减,资本积累是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的。 因此,大体上看起来,中国过去9.8%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都来自于人口红利。如果人口因素逆转:过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很快、比重也在快速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而在今后,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或者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而非下降,将是什么状况?所有这些之前有利的人口因素都变成了负向,中国出现的这些人口的逆转变化,就发生在2010年。 “强供给—强需求”两者结合,就出现了三十多年来“强供给—强需求”带来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 问:那么,后续的三种组合会带来什么变化? |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