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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加杠杆+中央政府加杠杆可行吗?

http://www.CRNTT.com   2016-02-07 08:16:05  


  中评社北京2月7日电/2月3日,央行宣布住房非限购城市的居民购房首付比例可以降至2成。去年中央就提出要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即促进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因此,降低购房首付比例,无疑可以刺激居民住房消费的需求。

  中国经济还未发展到“创新驱动”阶段

  财经网刊登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文章称,按照熊彼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的划分,即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中国应该已经过了要素驱动阶段,即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或矿产等资源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也大大放缓。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但高端制造业不发达,如与庞大人口规模相对应的飞机和汽车的自主品牌制造规模很小。

  出口的大部分也是中低端产品,其中加工品出口要占近50%,尽管中国早已是出口第一大国。创新驱动是中国的一贯口号,但GDP中创新所占的份额还是比较低,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崛起主要靠仿制和加工。中国网购的规模是全球第一,这虽然可以说成是消费模式的创新,但它很大一部分是靠挤出了实体店消费来获得,故对于经济体量的提升作用也非常有限。

  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主要靠中低端助推的,这与日本、韩国等国崛起还是有本质区别,所有经历过创新驱动的国家,都曾有过风靡全球的新产品、新技术或服务的诞生,但中国似乎没有。所有创新驱动的国家,投资在GDP中的占比都很低,中国还是较高,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到了80%,发达国家大约只有20%左右。

  因此,要维持经济增速不至于大幅下滑,还得靠投资来驱动。

  投资驱动只有借力居民和中央政府

  文章表示,如果我们把投资或消费主体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企、非国企和居民这四大主体,并编制这四大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就不难发现,中央政府的债务率比较低,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较重,国企的债务负担更重,居全球之首。民企的债务率应该低于国企,但透明度不够,债务成本较高,也容易引发债务危机。相比之下,中国居民的债务率较低,大约不到GDP的40%,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所以,今后要拉动经济的手段就不言自明了,即中央政府和居民可以加大加杠杆的力度,而地方政府和国企只能通过借新还旧来维持了。民营企业之间差距较大,对于债台高筑的企业群体,则更需要关注的风险爆发点。

  从今年的状况看,债券、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泡沫,刚性兑付应该要被打破,而民间理财市场的问题更大,各种非法集资和虚假投资案层出不穷。以上这些,都成为今年的风险点。

  如果真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目标——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落实,则会因为这些举措而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如处置僵死企业的成本很大,降成本过程又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减少等。因此,在对企业和地方政府去杠杆的过程中,需要中央政府和居民的加杠杆来弥补。否则的话,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则改革的成本将大幅攀升。

  降首付去库存估计效果有限

  文章分析,去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只有1%,尽管销售成绩喜人。除了一线城市的房价平均上涨18%之外,二三线城市房价几乎没有多少上涨,且库存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与去年的股市格局有点类似,股市或房地产的主流资金均流向小众板块。

  购房主流资金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穿透看本质,实际上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反映,因为一线城市是中国的富人集聚地,具有很强的购房能力,所以,一线城市房价大涨,房价收入比高得离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外来人口的高收入所致。

  也就是说,中国一线和二三线城市房价差距的扩大,是中国贫富差距多大的表现。中国放贷余额只有14万亿左右,占住宅总市值(个人估算为140万亿)只有10%,这一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且中国人均家庭拥有的住房面积也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与富裕阶层是投资性购房的主力有关。余下的中低收入阶层,就目前的房价而言,实际上缺乏购房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居民放贷余额大幅增加了23%,说明自住性购房者居多,投资性购房者占比不大。那么,这些自住购房者是否存在超前消费现象呢?我觉得是有可能。也就是在股市走强之后,购房消费滞后扩张。如今,股市下跌,银行等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也明显回落。居民财富的缩水或收益率下降,恐怕对购房是一个负面影响。

  鼓励1个亿农民城镇购房,如果没有对农村宅基地等的改革结合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鼓励中西部地区的1个亿人就近城镇化,如果没有创造相应的就业机会,同样也不可能实现。

  因此,如果一定要给中低收入群体加杠杆,对中国经济的威胁是很大的。目前为止,中国的农民工在城镇购房的比例只有1%。不管你如何加杠杆,如何补贴农民工,也很难让他们自主买房。

  唯一路径只有靠政府加杠杆

  文章指出,当年日本在90年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陷入经济萧条,只有靠政府大幅度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财政支出,加大投资力度,大兴土木以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中国目前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局,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农民工不再进城,流动人口净减少。产能过剩,僵死企业不断增加,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均下降。故要维持经济增长,只有靠政府基建投资来带动。如去年就推出了几万亿的PPP项目。

  民间投资增速也大幅下降,因为报酬率的下降。如果能够实现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支付,则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问题就可以解决,但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在目前中央政府的债务率还偏低的情况下,只有靠提升财政赤字率了。今年应该可以突波3%的财政赤字率。就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而言,中国政府是最有理由提高赤字率了,因为资产端规模巨大,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难以比拟的。

  估计3月份的两会前后,关于加大政府投资和财政支出规模的方案将会集中出台。以防系统性风险为目的的各种举措,对于改变人们的偏悲观预期将能发挥作用。如让政府来购买库存房产,作为廉住房或经济适用房,提供给非户籍的中低收入家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