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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没有土地，就没有灵魂

http://www.CRNTT.com   2009-02-04 09:46:35

熊培云：社会自治，不是说它可以在一夜之间进入美好状态。我说的国家退回自己的位置，是希望社会能够充分发育，自我管理。关于这一点，看看中国三十年来的社会成长就知道了，中国社会之所以有活力，就在于政府或者国家在撤退，向社会腾出原属于它的空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成就，在于政府没做什么，而不是政府做了什么。当然，这不是说社会自治就是不要政府了。只是要明确一个概念，即政府的角色是国家代管理者、社会协调者，而不是国家或者社会的所有者。社会比国家古老，人们之所以建立国家或者政府，不是让它来占领社会的。　 　　　　“生活在别处”也许是最真实的困境　 　　【城市化、商业化，农民学城里人生活，但是乡村的美好有时候他们视而不见。“生活在别处”也许才是人类最真实的困境吧。有些美好的事物，你每天都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如今乡村逝去的东西有很多，打糍粑消失了，以前的许多公共生活也消失了。】　 　　王小杨：茅于轼先生最近撰文指出，用“翻身得解放”的口号来获取工农群众的支持，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如果真的再次用这个口号来实现社会变革，到头来受苦难的仍就是社会的最底层。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土地流转”，那么这一政策到底是否又会如茅老所说的那样到头来受苦难的仍然是社会的最底层？　 　　熊培云：为什么“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18世纪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同样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君主为了实现自己的绝对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　 　　事实上，极端革命也是将原有社会纽带一幷切断，只容许套上革命的绳索。当革命失控，人们原来可以自救的东西都没有了。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更无法预知未来，在那些极端时代，革命承诺不是着眼于未来的许诺，而是着眼于现在的一种动员。而且，历史也一次次证明，许多承诺都是一时一势的暴力革命兑现不了的。　 　　土地流转和“革命”、“翻身得解放”当然不一样，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幷不强迫你做什么，而在“翻身得解放”的年代却是——你不翻身，我强迫你翻身；你不解放，我强迫你解放。　 　　王小杨：时转世移，农村一些习俗文化正在慢慢消逝。比如说南方的广大农村，以前每到年底家家户户都要打糍粑。打糍粑时，几乎村里所有的人都帮忙，一起协作，热闹景象之下传递十足的年味。只不过，“打糍粑的热闹情景”正在渐渐成为了一种乡村记忆。可以说，这些习俗也正是广大农民生活中的“一个个幸福”，如今这些“幸福”似乎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不是说农村正在沦陷，或说一切从习俗文化的沦陷开始？　 　　熊培云：城市化，商业化，学城里人生活……对乡村的美好农民往往视而不见。蓝波说，生活在别处。我时常也在想，“生活在别处”也许才是人类最真实的困境吧。有些美好的事物，你每天都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如今乡村逝去的东西有很多，打糍粑消失了，以前的许多公共生活也消失了。　 　　在我的乡村记忆中，每到岁尾年关，孩子们都会忙着写春联。然而十几年来，在商品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孩子们当年DIY的、能体现乡野灵性的手工春联渐渐被印刷品取代，而那些包罗乡村万象的小春联也早已随风而逝。现在乡下，有的人家甚至用上了饮水机。　 　　王小杨：我在您的文章中读到这样一句话：“尽管我深知几十年来中国农村更代表着一种被隔离的生活，一种真实的逆境，但我总还是能从乡村生活中找到一些真实或者美好的事物幷且为此心怀感恩。”足见您对农村怀着一种默默的温情，然而乡村美好的生活，或者一些乡村真实正在悄悄的消逝，比如代表着一种美好感觉的“牧牛趣事”，也因为“吃草的活牛”被“喝油的铁牛”赶跑了。这些东西也许只能留存于我们的记忆中了。正如您所言：“我一直为自己在乡村生长了17年且有此精神家园而庆幸。然而不幸是，若干年后当我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故乡这个村庄时，发现我的梦中家园已经荡然无存。”　 　　熊培云：是。过去的生活不会因为我们怀念它而停留。　 　　王小杨：如果现在您做回一个农民，您如何生活？　 　　熊培云：做回农民可能性不大了，即使我种了几亩地，我也不会是农民。不过，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多在农村生活。那里不仅有我已然逝去的美好时光，还有这个时代正在逝去的生活方式。（记者王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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