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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批判普世价值是没文化的表现

http://www.CRNTT.com   2009-03-18 11:18:52

袁伟时：在我看来，社会是在思想文化、经济、制度三者互动中发展的。制度当然是决定性的，社会发展停滞或快慢决定于制度状况。但是，思想文化是制度的护身符或变革的先导，而经济是内在的动力。 　　19、20世纪中国为什么转型那么艰难？盲目的民族自大，拒绝学习西方。其根源则在几千年来培育出来的“天朝上国”毋庸外求的观念，加上儒家三纲思想法制化，思想与制度结合构建了一座世间罕有的封闭堡垒；在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桎梏束缚下，中国人成了恭顺的臣民，丧失了活力。这时，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自由、法治、民主、宪政、理性、市场经济等等的传播，成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的前提甚至是关键；敢于冲决网络的启蒙者是救国先驱。为什么我一再对攻击启蒙的的高论不敢苟同、坚决反驳？原因就在于保护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源头活水。 　　经济观察报：你曾感慨晚清那一拨知识分子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年纪一大便由激进复归于保守，站到了原先提倡的东西的对立面。在你心目中，比较成熟的知识分子有哪些？ 　　袁伟时：20世纪中国，比较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胡适及其追随者。要是说老一辈的思想家因脱离中国专制文化的母体未久而有种种缺陷，理应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惋惜的话，时下反自由主义的那帮人，则实在不敢恭维。广东人称西学、中学两头都不通的人为“竹篂（竹筒）仔”，准确生动刻画了此辈的形象。 　　不过，不必苛责个人，这一现象无非说明两条： 　　第一.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根深蒂固。 　　第二.知识阶层中仍然有一些人尚未懂得，西方非主流文化中的极端思潮在其诞生地有挑剔、净化主流文化之功，传入东方蜕变为主流，会引发巨大祸害。任何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状态，提高人民福祉，必须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有些吃过几天洋面包的学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通识教育，应该补习世界和中国近代史。 　　经济观察报：我刚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般认为陈寅恪持的是中体西用论，而且他对传统文化的衰落深感惋惜。 　　袁伟时：这其实是对陈寅恪的一般误解，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制度已“无可救疗”，因为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纲纪之说”，整个制度都是根据三纲六纪建构起来的，包括法律。三纲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六纪就是按亲疏的不同，犯了罪处理是不同的，比如打父母是大罪，而打六亲之外的人罪就很轻，法律不是平等的。从上至下，从国法到家法，到日常生活的规矩，都是如此。进入工商社会以来，这一套已经很不适应，陈寅恪认为这是无可挽回的。 　　认为传统文化的衰落是现代化带来的，这也是一个误解。文化有两种，一是制度性的文化，一个是非制度性的文化，这要区别开来。三纲六纪的制度性文化当然要变革，但非制度性的文化在正常情况下，从整体看不但不会衰落，还会得到很好的保护乃至发扬。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北伐军到长沙，杀了叶德辉（文字学、版本学家），这事对王国维刺激很大，以为中国传统文化要完蛋了。当时的工农运动都有很多过左的行动，他是接受不了的。在民国时代陈寅恪知道没有这个危险，但是在1949年以后，他就感到危机迫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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