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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五四，先民主再爱国

http://www.CRNTT.com   2009-05-03 09:34:30

中评社北京5月3日讯／中国江西网日前登载文章“徐友渔：五四，先民主再爱国”。文章说，民族主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再浮现出来，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巨变后，有人认识到并积极献策：中国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局限于以前的教育、宣传手段不足以应对新的形势，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借助于民族主义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强凝聚力与合法性。全文如下： 　　“五四”运动以陈独秀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着称，但它同时也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感情高涨的起点。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对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反对军阀政府把山东权益出卖给日本的秘密条约。 启蒙兴于“五四”，衰于抗战 　　其实，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不平等条约一个又一个强加于中国，为什么民族主义迟至五四才兴起？原因大致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民族主义是欧洲近代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而产生的社会思潮，中国历来只有自以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观，民族主义是西风东渐后慢慢传到中国来的；第二，满清王朝的统治对于中国广大人民而言是异族统治，利用民族主义抵御外敌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烧身的潜在危险，满清统治者是利用严格尊奉儒家教义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所以，鸦片战争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维护皇权和强调“华夷之别”，即专制主义加文化民族主义。 　　“五四”的民族主义与此刚好相反，用民主反对专制，用启蒙和学习西方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五四”一代人认为，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是维护专制皇权的工具，而专制统治的压迫导致民愚国弱，这使得中国无力抵御外敌入侵。所以，在“五四”时期，爱国、反帝、民主、启蒙这些价值是内在统一的。 　　“五四”之后，上述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保持了很长时间，当然，在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政治中，民主和启蒙的色调会消退一些，但不论是国共两党，不论在北伐期间还是在苏维埃革命运动中，“爱国、反帝”等民族主义的诉求都是响亮的口号和必须抢占的道德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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