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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正义 制度正义的起点

http://www.CRNTT.com   2009-06-15 11:35:20

这不只引起社会批评，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即对侯宽仁起诉马英九，作出“牵强附会，罗织罪名”的重话批评。而法官在判决书更罕见地以“实务上未见”、“擅自诠释而曲解”作出严厉的指摘。如此严重案件，难到不应该透过交付审判的程序，追明其间真相与法律责任吗？  　　而更重要的是，该案在当事人提出告诉后，检察机关先后对侯宽仁作出不起诉处分并驳回再议。所有的程序都在检察官的“圈内”进行，实难不招致官官相护的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应该也必须向法院声请交付审判的缘由，透过法院，是打破检察官同僚相护的可能性，并释清外界质疑的最好方法，也是促使检察机关检讨改革的希望。  　　而这也点出了另一个制度问题：再议的权力应归属于那个机关？在侯宽仁笔录不实案，马英九是基于受害人的立场提出告诉，故而有“交付审判”，寻求检察官以外机关的申诉机会。但其他的情形却可能连这样的救济措施都不可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谢长廷特别费案中，侯宽仁对陈雨鑫的不起诉处分。  　　在陈雨鑫涉案情节部分，其使用他人发票的情形是明确的，其金额二万余元，在其他的贪渎案件，这样的金额也足以被诉，但检察官却以通常用在“微罪不举”的“职权不起诉”，对陈雨鑫“网开一面”，这已明显有滥权之虞。而这种“滥权不起诉”比滥权起诉更为严重，因为一旦不起诉处分确定，后续的司法审判程序无以发动，真相会被掩盖，正义会受重伤。  　　马英九不只针对侯宽仁笔录不实提出“告诉”，也针对陈雨鑫案“告发”侯宽仁涉嫌滥权不起诉。但前者，马英九可以基于告诉人的身分向法院声请交付审判；后者，从不起诉到再议，却完全是由检察机关一手掌握，并没有交付审判的设计。真要谈“制度”，我们实该好好思考，在检察机关官官相护的风气下，是应将再议的审理之权移交给法院。  　　　所谓民主，不会是要选民选出一个放弃伸张法律权利、基于乡愿而对正义冷漠的“总统”。侯宽仁笔录不实案，与其说是个案，不如说是缩影，是更多隐于其后滥权与笔录不实黑幕的缩影。追明侯案真相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只是正义的起点，但如果连这个起点都不能跨出，所谓的制度建立，只是敷衍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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