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货币说”与国际汇率平衡 | |
http://www.CRNTT.com 2009-11-22 09:34:47 |
“三大货币说”的提出 文章称，从欧盟的角度看汇率问题或许会有更多参考价值。欧盟当局对强势美元表示严重关切，而以蒙代尔为代表的学术界则在积极探索欧元盯住美元、中美欧三大货币相互挂钩稳定的话题。换句话说，欧盟方面已经将三大货币问题摆在了世界面前，其中就有关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问题。而将三大货币问题作为“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的方向，或者说作为G20机制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部分，其所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障碍就是三大货币之间严重的不均衡，首先是三大货币国际流动的限制和障碍，特别是开放市场、允许人民币进入市场的诸多限制，令人民币在稳步推动国际化的初始阶段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环境下，而美元和欧元则在更宽松的条件下具有最广泛的流动条件，尽管欧盟当局各方对于欧元成为世界基本储备货币还持谨慎的立场和姿态，但欧元的全球流动阻力不大。 如果从战略合作与深化发展的角度分析，那么“三大货币说”无论其实际意义多大，其潜在含义中则包含了在未来更为快速地对人民币放开金融市场的潜台词，这是最终实现三大货币均衡的长远发展前景的基本条件。由此出发，才可以在G20的范围内寻求实现更广泛的市场开放，这也是最终有效控制贸易争端摩擦的基本条件。问题是这个过程过快发展可能会有许多波动，不仅人民币首先选择积极稳妥地推动跨境贸易结算，而且欧元过快实现完全国际化也存在一些重大风险。在G20的范围内多数国家货币都具有这样的同质问题和风险，这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传统是一致的。在全球化第一阶段下，美元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又在金融危机中遭遇到了历史的瓶颈，这应该是汇率问题的实质，而其前提条件则应该是在G20的范围内寻求更为有效的相互开放金融市场的战略方向。 登陆是开放市场的最重要标志 文章认为，在三大货币、或更广泛的G20框架下推动相互开放金融市场，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允许其他国家货币“登陆”。以美国为例，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后大约卖出了3万多亿美元的各国债券，整个过程美元资本、确切地说是美国财政部的“投资”没有遭遇大的障碍限制；美元资本在危机最严重的一段时期之内从全球各国流出，也没有受到什么制约；同样的权利也应该被赋予G20其他国家货币，特别是在所谓的“三大货币”之间要逐步实现这种制度框架和市场实践中的动态均衡。在未来则要求G20之间建立更为广泛的、有序稳定的货币均衡机制。这应该是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最主要的结果，否则继续延续旧有的传统的全球金融机制，并不能化解危机、甚至继续拖累全球贸易活动摩擦波动。 目前，中日两国持有巨额美国国债，在整个危机期间美国财政部实施了TARP计划救助金融机构，而中日两国的巨额投资没有机会参与危机深入救援，从投资角度失去了增值机会增加了增值成本。如果中美货币有更为均衡的流动机制，那么中国的美元资产在失去增值机会、增加增值成本的条件下，可以换回人民币资产。但美国金融市场的诸多障碍、限制是这种不均衡的根本原因。从这种现实来理解“三大货币均衡说”，则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欧盟以及欧元正在为推动全球金融改革、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付出积极的努力和探索。同样，在这些领域的探索和研究、包括实践，在G20的框架内也具有相同的实质属性。 发展是G20框架机制的主要方向 文章指出，除去“三大货币说”在非均衡的状态下片面要求人民币放开弹性、中国放开金融市场之外，在近期与汇率问题有关的贸易摩擦中，还出现了美欧联合向WTO提起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的诉讼，这样人民币汇率问题更为复杂，既包含了补贴出口、又包含了限制出口，这并非不可理喻，这只不过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会必然出现的问题。其背后最主要的核心问题是均衡问题，而在表象上则表现为汇率水平和汇率弹性。可以这样假设，如果美欧对人民币登陆本土放开限制的话，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就可能在跨境贸易结算的基础上加快步伐，甚至可能会增加汇率弹性幅度，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中美欧三方在本币国际均衡问题上的共识和努力，其前景一定具有积极意义。 迄今为止，全球各国双边和多边战略合作机制已广泛存在，G20机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演变出来的一个富有成效的成果，中国则与全球重要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建立了战略合作机制，这将成为人民币寻求国际均衡的重要基础条件。目前中国央行已与东亚、东盟和巴西等国家广泛展开货币互换合作，下一步无论是三大货币还是G20框架机制，与中国央行建立更开放的、更全面的合作机制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在“三大货币说”的深层含义中更为清晰。不过，三大货币均衡说一个无法绕开的难题就是美元传统地位。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既然无法短期取得有效成果，那么G20框架机制内的更广泛、更普遍的央行合作机制就更具实效性，也在“后危机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