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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番禺反烧事件中捕捉公民社会曙光

http://www.CRNTT.com   2010-03-08 13:54:47

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投入，如果没有政府建设的一整套基础设施，仅仅是公民自己一厢情愿，这个事情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现在民众一方的巴掌举起来了，但是政府的巴掌举不举得起来、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中国地方政府都是公司化的，都是利益主体，做任何一件事情跟商人是一样的，要考虑投入产出，而且投入产出都是非常短期的。垃圾分拣不像垃圾焚烧那样马上就能来钱，可能从经济效益上讲，只有投入很少产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多高热情，有多大主动性我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最终前景如何，我是没有把握的。但尽管如此也没有办法，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多少胜算还得往前推，既然政府有这个表态，那么就我个人的态度而言，我宁愿相信政府的诚意，如果他是假的我也宁愿把它当做真的。弄假成真，希望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二 　　接下来的问题是，番禺反烧为什么能取得阶段性成果？ 　　先举个例子。我是从武汉出来的，武汉住家附近早就有了一座垃圾焚烧厂，但我一直只能对番禺发言，对武汉我是一句话没说。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广州才有这个场，武汉没这个场，所以我在武汉嗓子喊哑了也不会有人理我，没什么意义。所以我那边顾不上了，先顾广州。广州这个场是什么场？就是公民社会的场，它有一定的公民社会基础，相比于全国而言，如果说它不是第一，起码也是第一流的。 　　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成都最近发生的唐福珍事件，显然比番禺垃圾焚烧严重的多。但尽管外面惊天动地，成都本地却一直波澜不惊，尤其是成都的媒体。成都的媒体力量本来并不弱，我们都知道成都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高地，像什么《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之类的，在全国的都市报都居于前列，但是越到这样的关键性的公共事件，成都的媒体越是失语。媒体失语没有关系，广州的媒体、我所在的媒体也常常对本地公共事件失语。问题在哪？问题在本地媒体没空间，但是还有一批媒体人，这批媒体人应该跟全国的媒体有一个广泛的联系，这个广泛的联系应该在本地的公共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让我失望的是尽管我在成都有很多朋友，但没有任何一个能给我们提供关于唐福珍事件的有效信息。而这个有效信息并不是毫无挖掘空间，因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如果你有足够的新闻敏感和冲动，你能第一时间介入，你总能挖掘出一些关键信息出来的，但是成都媒体人没有做到。所以现在成都的唐福珍事件再往下走已经非常难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尴尬呢？我认为成都也缺那么一个场。 　　番禺反烧现在已经是全国性事件了。为什么能升级到这个程度？ 　　第一个原因就是广州媒体的原因。现在广州某些官员回头总结这件事，他们很后悔，为什么呢？他们当初低估了广州新客家人的力量，这个新客家人是什么样的客家人？就是从北方迁居广州番禺的那批中产阶层，又尤其是其中的媒体人。此前广州还有一个垃圾焚烧厂，就是李坑垃圾焚烧厂，他们很轻松的就把李坑村民摆平了，他们以为番禺的会江村跟白云区的李坑村没什么区别。这种事情他们已经有一整套成熟的处理模式，这种成熟的模式在全国都是有效的，从来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他们不认为在会江村会遇到问题。但他们现在发现，他们的估计是完全失当的一个估计，他们没有想到会江村附近的业主即一批中产阶层、一批媒体人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当然他们也有预感，也有对策，所以事发不久广东的媒体都失语，但是媒体失语我前面讲过没有关系，你还有那么一批媒体人，广东的特点就在于广东媒体人充分借助了他们的全国性的媒体联系。本来，如果开放本地媒体，可能这种讨论就主要局限于本地媒体，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只是一个地方事件，但是因为本地媒体不能发声，很快这种广东媒体人的私人关系，即全国性的媒体联系就起了作用。因为这种全国性的媒体联系，全国的媒体尤其中央媒体就以空前的规模介入番禺反烧。本地媒体的失语起了一个反作用，一下子引来全国媒体，升级为全国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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