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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以土地制度改革切入统筹城乡 | |
http://www.CRNTT.com 2010-09-23 07:56:09 |
周其仁:大背景还是城市化。本来的含义是人口向分工更细、收入更高的城市集中。但也带来其他资源的积聚和集中,其中包括土地。否则,那么多人积聚到一起,空间上怎么容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城市不同于农村的地方是,需要高密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如何筹资来推进?土地未来收益的资本化是共同的一条路径。在这个背景下,土地问题开始有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的含义,不是土壤的肥力多重要,而是土地的位置越来越成为一个关键。位置对头的地方,就是人口和资本积聚之处,土地租金就会飞速上涨,带来以肥力论价值的农地完全不可想象的收益。这里面有经济规律在支配。 在我们这里,首先是要不要也承认这个经济规律,其次是怎样在我们的条件下充分利用这个规律。过去老是压抑这个力量,控制“工业化超前,城市化落后”的城市发展,特别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只许小城镇发展,结果对国民经济和人的文明发展都不利。改革开放后,经济自由增加了,城市化加速,有其内在的道理。因为人们在经验中知道,向城市和大城市移动,虽然千辛万苦,但有一条很明显,就是收入机会高一些。这说明,老想阻挡城市化,最后还是挡不住的。现在城市化加速释放,挑战不小,但对经济建设怎么看还是利大于弊。 在什么制度框架下推进城市化 问:也有人质疑各地的城乡统筹是政府打农村土地的主意,比如最近就有人质疑重庆的户籍改革是政府为了拿农民的土地? 周其仁: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在什么制度框架下推进城市化? 具体内容,就是城市化导致地租的上涨,如何恰当地在城里人和农民,在政府和民间分配。这个问题当然重大,不过我的看法是,无论这方面的问题多大,也要释放城市化的潜能。这与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总要在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不断改善收入分配。打土地主意并不一定就是错的,似乎农地永远是农地,永远不对城市化做出积极反应,就是最优状态。要问的问题是,怎样打土地的主意?在农地转变为城市用地的不可抗拒的过程中,怎样把收入分配处理得更好一点,城乡更兼顾一点,农业与各业发展更协调一点。 至少我们在成都的调查中没有得出这样的印象,就是成都市这些年费这么大力气搞城乡统筹,是为了拿走农民的土地。枝节的问题永远有,但主流不是这样的。 举一个实例,如果光是为了拿农民的地,还要这么辛苦去明确农民对土地、房屋的产权吗?光一个都江堰市、一个大邑县,为了确权颁证,就得投入多少地方财力和动员干部去工作?结果是每户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山林,还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全部确权颁证。农民手里有了政府颁发的产权证,你去“拿地”就没那么容易了。如果单纯就是“拿地”,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成都农村的产改,纲领就是“还权赋能”,也就是农民的土地权利,包括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的,统统要经过确权颁证。使他们实际大量控制的土地资源,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产权的权能,也就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利益的引导,推进流转。调查中我们也知道,确有一些干部对此不那么理解,因为好像是自找麻烦。但是,成都市委、市政府非常明确,城乡统筹最重要的就是城乡人民拥有同等的权利。城里人买个房,三证俱全,可以经由市场流转,业主依法获得流转收益,农民为什么只能自给自足、拥有财产也得不到财产性收入?所以我们看到成都在全域范围内确权到户,这种做法绝不是为了拿地。目前公式化地看地方政府成为一个潮流。我们想还是要实事求是,人家做的对大局、对长远有利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肯定?至于做的不对的、损害农民的事情,凭根据批评、处理就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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