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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最缺什么? | |
http://www.CRNTT.com 2010-10-11 09:12:36 |
在笔者看来,影响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行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最关键的因素,是这个国家或行业是否有严格的产业进入管制。如果一个产业进入门槛较低,那么该行业竞争性就强,虽然这会导致全行业平均利润率低,但产值和就业却可以最大化。如果门槛高,那么与该行业高利润率伴随的也必然是低产值、低就业及高工资。 在中国,以金融、电信、医疗、教育等为主体的高端服务业部门,以及如石油、石化为代表的部分高端制造业部门,多多少少就是国有部门的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如果不是有很强的产业进入管制,这些部门本来完全可以为大学生们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 与此相反,一般制造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却少得多,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城市低端服务业部门。就业创造的关键也就在这里,那些缺乏行业进入管制和劳动力市场管制的行业,却恰恰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大批原来在农村无法充分就业的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拐点”到了吗 最近,国内经济学界一直在争议,中国是否已经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样一个发展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由于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那些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在起飞阶段能够用不变的工资,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一旦剩余劳动力被消化掉,劳动力转移停滞时点到来后,工资就会上涨。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刘易斯拐点”持不同意见,其主要论点是:即使扣除城市中接近2亿的农民工,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也相当高,农村还是有不少劳动力没有被充分利用。 在笔者看来,解决上述争议的关键点,是对中国户籍制度的效果有更深入的理解,而化解低端劳动力短缺的关键突破口也仍然是户籍制度改革。 在目前户籍制度下,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模式,不同于其他很多国家城市化过程中那种以永久性、家庭迁移为主导的模式,而多为临时性、单身、钟摆式迁移。 正因此,我们才能够观察到如下让学者们争论不休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农村确实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因上述制度原因而没有迁移出来加入劳动力市场;但另一方面,城市里的低端劳动力供应却显得日益不足,民工荒也开始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低端劳动力短缺,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缺乏劳动力,而本质上是一种与户籍相关联的制度性劳动力短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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