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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我不敢硬顶,想出了一条理由。那时有一项政策,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前转变立场的,可以不划为右派。我说,沈元就是属于六月八日以前有转变的,他对谭天荣、林希翎的言论都是不赞成的。我强调六月八日这一条界限,上级却把界限从“大鸣大放”更向前推移。他说:沈元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就有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早就是右派。共产党常常违反自己的政策,无可奈其何。即使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没有监督措施,是否执行,无从保证。 

  我又心生一计。我说,423号房间的同学们都是站在沈元一边的,把他划为右派牵连太广了。我回去征求一下积极分子的意见,再在党内讨论讨论。这是缓兵之计,心想借口“讨论讨论”拖下去再说,说不定就避过风头了。 

  在我看来,沈元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定案,忽然出现一张大字报《郭罗基思想右倾,包庇右派分子沈元》,作者是一位党员。接着,积极分子就在会上公开点沈元的名。我明白了,因为我“右倾”,上级直接“授意”了。 

  且不说“右派分子”的性质如何,是不是“右派分子”由谁来判定?判定是不是正确?有没有审核的程序?没有。本人是不是接受?有没有申诉的程序?也没有。共产党的任何决策都是黑箱作业、幕后操纵,但又有“群众路线”的外观,说起来右派分子都是群众点名的。这种决策程序,制造冤、假、错案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冤、假、错案又是难以纠正的,因为群众都被裹胁进去了。只有等到矛盾重重,威胁到稳定,再由党组织来一次运动,进行平反昭雪。而纠正冤、假、错案又成了共产党的功德,至于共产党如何制造冤、假、错案就不提了。这是比斯大林的肃反高明的地方。 

  点了沈元的名就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每次开会都由我来主持,但每次会议都是违背我的意志的。我精神上被动、思想上痛苦。这样,促使我去思考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并没有经过同学们的授权,为什么能够领导班级?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不是司法机关,为什么能够把公民判决为“敌人”?我的政治经验告诉我,这种思考是很危险的,诸亲好友谁都不能讲。 

  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423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这是历次运动的常规。具有亲密关系的人起来划清界限,使运动的打击对象彻底孤立,心理防线完全瓦解,只能缴械投降。如果不划清界口艮或划不清界限,下一个打击对象可能就轮到他(她)了。 

  有一天,东语系的一位女同学来找我,我知道她是沈元的中学同学。她说,她也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过去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她递给我一大包东西。我知道这一大包东西的分量。按当时流行的做法,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如日记、信件、笔记、草稿等等,可以从中找出“黑话”来。我在走廊里接过这一大包东西,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走向厕所。我在厕所里脱下一件上衣,裹住那一大包东西,回到房间就把它锁在箱子里。一个房间住六个人,众目睽睽,假如我一打开,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从学生宿舍到教工集体宿舍,都是与人合住,那一大包东西一直压在箱底。后来成了家才把它取出来。

  但我又不愿勾引起往事,就像怕触电一样,不敢碰它,从来没有看过。至今犹保存在南京家中,但愿有一天物归原主。 

  我将这一大包东西打了埋伏。这是冒风险的事。我担心沈元的交待会牵扯出那位女同学,班上的同学去找她了解情况,那就坏事了。我悄悄地对沈元说,×××把你们过去的通信交出来了。他很紧张;“她怎么能那样干?”我说,你不要怪她,谁都会这样做。他盯着我问: “会不会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怎么不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不就是私人通信吗?当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在争相公布罗隆基和朋友们的私人通信,而且一律叫做“密信”。我没有直接回答沈元的问题,只是说,这些信件现在由我保管,你不要提到×××,也不要提到阿德(也是他的中学的同学,考上清华,常有来往)等人。他是聪明人,我想他心中有数了。 

  最后,对揭发批判进行总结,给沈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总结发言又是落在我 支部书记头上,想推也推不了。我起草了一个发言稿,讲一通套话,说是“沈元由于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以至堕落为右派分子”云云。上级在审查我的发言稿时说,不对!你认为他是从好变坏的吗?他是从坏变得更坏。所以不能说他是逐渐堕落的过程,而是变本加厉的过程。当时我已是惊弓之鸟,就怕上级说我“右”,只好听他分析。沈元的父亲在抗日时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那时才三十多岁,想来是个能干人。修筑滇缅公路时因公牺牲。我的领导说:“他出身在反动官僚家庭,本质上就不好。你们班上出身子贫下中农的同学,有他那样的思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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