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

G20首尔峰会与国际战略大势

http://www.CRNTT.com   2010-11-22 10:32:06

汇率问题成为本届G20首尔峰会第一议程 　　中评社北京11月22日讯／“就现实来说，由于现有国际政治秩序尚不是能提供公正和有效全球治理的结构，而不同国家出于自私的考量，频繁利用排他和利己的单边经济政策作为国家意志工具，因此，G20不仅是分担共同责任和集体行动的机构，同时它也是各国以邻为壑、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场合，这一现实的两难状况导致它在实际运行中尚未取得全球期盼的成效，有时甚至成为扩大各国分歧的原因…了解到G20的长远前景和现实困境，我们就不难理解本届首尔峰会为何会将汇率问题设定为第一议程的根由及其隐藏的针对中国的意涵”。南方网近日登出《军事世界POINT》执行主编赵楚的评论文章“G20首尔峰会与国际战略大势”，文章内容如下：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以信息化为核心的高新科级浪潮，人类面临的安全态势与全球经济大势及各国经济政策空前频密地连接起来，脱离对经济大趋势与大格局的观察，几乎很难对国际重大问题得出有战略价值的评判意见。G20的创设实际包涵着全球经济安全一体化的预设，经济作为全局性的安全事务，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种经济安全的意义早已超出一般促进繁荣和确保经济权益的范畴，而成为直接威胁与影响全球及国家安全的因素。 　　虽然传统的国家战略研究会概括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领域，但由于历史的传承及方法论偏好的缘故，一般战略论者却总是容易更注重军事发展与政策的影响，而忽略了经济事务在国际战略发展中日益核心化的地位，尤其在当代，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以信息化为核心的高新科级浪潮，人类面临的安全态势与全球经济大势及各国经济政策空前频密地连接起来，脱离对经济大趋势与大格局的观察，几乎很难对国际重大问题得出有战略价值的评判意见。  　　正如有学者指出，“9.11”事件和金融危机共同标志着国际社会真正步入前途晦暝的后冷战时代，但仔细注意这两件事引发的政策互动，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却分别代表着南辕北辙的国际战略思维：前者因布什政府发动的两场战争而凸显了美国优先考虑军事手段的单边主义战略思维，而后者则由于大国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而开启了共同应对危机的新路径，其标志性成果即为创始于2008年的G20峰会。从现实形势发展来看，所谓“全球反恐战争”除了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国际政治冲击，基本已成为美国乃至国际社会代价高昂的政策负资产，而以G20峰会等多边框架为标志的国际互动，则日益成为举世瞩目和冀望甚殷的新全球战略工具。这一经验事实的背景构成了观察和思考国际战略时代性新维度。  　　G20峰会出现的主要历史情境在于：首先，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主要全球事务对话及协商平台的国际多边机制既缺乏应对重大危机的效能和潜力，也缺乏管控和处理危机的合法性；其次，以安理会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虽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及配套手段，但其焦点却主要聚焦于传统的军事安全，而非经济领域；其三，各种区域化的经济多边机制均不具备处理全球课题的资源和能力，而旧有的经济大国对话体制，如G8或IMF等，基本只能代表1980年之前的世界经济格局，而不能反映最新的国际经济权力现实。正是在这一转折性的历史情境之中，1999年，有关国家基于共同应对危机和协调创造可分享的持久繁荣的目标，开启了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而在2008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机制自然升级为G20峰会。  　　回顾历史，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性因素早已决定性地渗透进传统安全的领域：一战后期的战场僵局使战场上的军事对抗转移到无所不在的各国国内经济战线，而二战的直接起因和动力，按照英国战略家富勒的看法，更是英美金融帝国主义和德日新产业货殖帝国主义的体系性斗争，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的搏杀还是基于形同冰炭的两种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的决战。放开视野，我们会看到，无论90年代由于对冲基金的运作而在部分国家爆发的金融海啸，还是近年源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风暴，越来越清晰的是，经济事务再不是一项独立于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业务，恰恰相反，随着全球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经济安全正在成为威胁各国人民日常生活的最重要事务，从而一方面在传统国家战略思维中增添了新的优先事宜，另一方面，也使国家战略的决策与人民的个人体验前所未有地紧密关联起来，最关键的是，经济事务在全球政治和个人生活中优先地位的空前抬高，除了令人类关于战略和安全的思考增加新的视野，也开辟了国际博弈杀伤力空前的斗争前景——相比过去一国军事力量的毁灭，可能一国经济的毁灭更具有灾难性的后果，而反过来，即使拥有优势的军事力量，一国如果忽略经济政策的合理与明智，其庞大的军事力量也将不能保证其基本的安全需求。

【 第1页 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