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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家村”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向阳生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根据北京市委的基本调子，《北京日报》刊出了我写的《对待〈海瑞罢官〉能操两可吗？》。12月25日，《前线》发表我署名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此文被说成是“继向阳生《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之后，抛出的又一篇为吴晗救命的大毒草”，“一个劲地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所渭‘纯学术’问题上拉”。同一天，《北京日报》还刊登了我署名为“险峰”的文章《百家争鸣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当时《文汇报》曾就《北京晚报》“称兄道弟”一组文章，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展开讨论，同时发表了署名劲松的批判文章。邓拓看过后对我说：“劲松这篇文章有来头，是张春桥写的。”“这种情况使北京很被动，我们也要赶快批评一下。”我的文章写完后，李琪称赞道：“真是南有劲松，北有险峰!” 　　在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还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一个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该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于是吴晗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海瑞罢官》中的若干学术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辩解了《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在某些问题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与此同时吴晗还写了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批评，邓拓授意我写一篇评论文章，署名严问，指出吴晗仍在坚持道德、继承论。这与吴晗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批评一同发表在1966年《前线》第一期上。 　　但是这场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并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预先策划好的政治阴谋，搞吴晗只不过是个突破口罢了。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邓拓感觉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组长会上，邓拓曾指出，海瑞问题的文章不止是一个人写过的，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就发表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并且加了编者按说，海瑞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文汇报》在1965年12月重新登出了蒋文，但没有同时刊载《解放日报》的编者按。当时邓拓很不服气，要批判就都批判，现在发表蒋文，却又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语，他怀疑这里可能有名堂。 　　会议之后，邓拓让我向吴晗查寻蒋星煜是上海的什么人，并让他的秘书写个读者来信寄《文汇报》，质问《解放日报》也发表过吹捧海瑞的文章，为什么不先检查自己就批评别人。但信最终没有发出。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等人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海瑞罢官》的主题从“退田”变为“罢官”，吴晗的问题，具有了反党的性质，政治批判的分量加重了。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力图把学术讨论文章的局势控制一下。许立群说：“按规定有关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办公室。”这次6报刊编辑部会议我参加了。根据邓拓的授意，我发言说：我们没有计划卷入这个讨论，《前线》篇幅有限，当前工作很多要宣传，要面向工农兵，搞通俗化，我们已刊载了3篇文章，主要是还账，因为我们过去发表了两说道德。我们的文章引出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后如果有对吴晗问题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转载。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就批判吴晗的情况和继续开展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其目的仍是试图约束这场运动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的性质；规定采取放的方针，反对自以为是。 　　《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学术批判的空气上升，政治批判有所抑制。1966年2月18日、21日、24日，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传达贯彻执行。 　　在这一时期，有件事须交代一笔。这就是1966年2月初，关锋夜访邓拓。邓拓当时感到很奇怪：我和关锋根本没有来往，他找我干什么呀？第二天，邓拓告诉我：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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