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刘易斯拐点到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http://www.CRNTT.com   2011-01-09 08:53:33

其次，这个转型是地方政府因应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启动的，由此而提供的社会保护水平是发展阶段所内生的，不会形成过度供给或过度保护的问题。穆勒曾经警告社会救助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救助行为本身，一种是对救助产生的依赖。前者无疑是有益的结果，后者则在极大程度上是有害的，其危害性之大甚至可能抵消前一结果的积极意义。大量经验表明，处理好这两个结果之间的分寸，既重要又微妙，构成一个“穆勒难题”。Lindbeck用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描述了一个现代版的穆勒难题：在社会保护项目中，把个人贡献与受益挂钩，固然有助于解决上述依赖问题，然而，这种项目的再分配成份就大为淡薄了。但是，中国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动机而加强社会保护，则有最大的可能性创新出一种解决穆勒难题的机制，或者至少在幅度、分寸上更接近于回避该难题。 　　我们可以对中国社会保护的特征化事实做出以下概括： 　　为了创造并获得持续增长的源泉，例如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潜力，通过加强人力资本积累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政府作为发展型和竞争型政府的激励，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可以转变为加强对劳动力社会保护的动机。 　　按照蒂布特模型，上述转变最突出地表现在地方政府行为上，并且从地方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领域获得突破。 　　由于加强社会保护的愿望在根源上产生于政府促发展的动机，最终提供的社会保护，总体来说将确定在必要和恰当的范围内，并且产生相应的制度创新，从而避免长期困扰政府在社会保护抉择中面临的“穆勒难题”。 　　由于社会保护的主要手段是提供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而这种行为更加符合本来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因此，这种转变实际上是符合正确方向的政府职能转变。 　　地方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回归 　　文章认为，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加强社会保护等公共服务上面，地方政府有更强的激励。而且，在中央政府已经实施的社会保护项目，一方面可以发挥纲举目张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产生报酬递减的条件下，进一步的社会保护领域和瞄准机制（即最佳最准确的资源用途），有赖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判断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形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关系，使得发展型地方政府虽然有更大的激励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但是，在实质上推进户籍改革时，现行财税制度却会使它们陷入财政捉襟见肘的境地。与此同时，政府一些部门，在一度承担了必要的社会保护职能之后，现在越来越陷入一个怪圈，在从中央争取资源的过程中，逐渐把部门履行职能的财政资源固化，而持续不断增加职能以获得追加资源的做法，不仅把各种项目碎片化，还可能超越发展阶段，人为制造出穆勒难题。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